《明夷待访录》全篇包括题辞、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等13个章节，系统阐述了黄宗羲作为一个东南儒家学者从明亡的历史中总结的教训。黄宗羲想要站在中国三代以下数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传统政治之失，尤其是以刚刚灭亡的明朝作为失政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在政治的各个方面，黄宗羲都认为明朝的失政是历朝历代中最为严重的，可谓失政之集大全者。

《明夷待访录》原文参见古诗文网。感谢古诗文网电子化了相当多的典籍，让我们可以在线阅读。《明夷待访录》是我很早就想要阅读的一卷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读。2020年6月中旬开始闲在家里，到8月中旬之前都有大把时间可以做点杂事，这本书就在阅读清单之中了。


《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并不算长，除题辞外，全篇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等12个章节，系统阐述了黄宗羲作为一个东南儒家学者从明亡的历史中总结的教训。在题辞中，他点出了这本书的主题：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

我查了一下，在《孟子·滕文公下·第九节》中有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的说法。黄宗羲却一反历史常识，说“三代以下有乱无治”。虽然后面他又急忙补充“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但是这个离经叛道的开篇判断还是给人带来巨大的冲击。黄宗羲想要站在中国三代以下数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传统政治之失，尤其是以刚刚灭亡的明朝作为失政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在政治的各个方面，黄宗羲都认为明朝的失政是历朝历代中最为严重的，可谓失政之集大全者。

《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的话题可以粗略分为三个类别，前三章原君、原臣、原法是黄宗羲的核心政治思想的概括，置相、学校、取士、建都、阉宦涉及的是中央政治制度问题，而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则是探讨治国的具体方略问题。

1. 核心政治思想

有关于君主、臣子、制度的关系的观点，是黄宗羲的核心政治观点。总结起来就是，黄宗羲以为三代以上“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三代以下“君为主，天下为客”；三代以上为臣者“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而后世的臣子“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因此“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三代以下无法，“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qiè）者也”，因此“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1) 原君：君主与天下的关系

关于君主与天下的关系，在原君一篇中，黄宗羲的具体论证是这样的。首先，人性都是自私的，都是好逸恶劳的，不论是君主还是庶民，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概莫能外：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但是，在尧、舜那个禅让制的年代，人们对于君主之位非常淡漠，像许由、务光这样的隐士不愿意接受君主位置的禅让，像尧、舜这样的人虽然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但却传贤不传子。像禹这样的人，是迫不得已才无奈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三代以下的君主，都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好处都自己拿，坏处天下人负担，妄图子孙代代传续下去，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这两种不同的执政态度，导致了人们的不同反馈：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由于天下不再为公，天下变成了一种私人产业，那么能者人人得而居之，所以君主们拼了命地防着天下之人，但总还是逃脱不了产业被篡夺，子孙被屠杀的命运：

摄缄縢，固局鐍（jué），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黄宗羲认为，古人能够明白作为君主的职分，因而不贪恋君主的权力和财富，而后人由于不明白“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道理，所以导致了亡国的悲剧：“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他在行文中所做的修辞工作当然非常出色，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天下为主，君为客”，但是在逻辑上，这篇论述显然是有大问题的。且不论这种将执政好坏浅显地理解为“个人修养”（君主要明白自己作为君主的职分）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就黄宗羲的论证部分来看，他并没有一句话提到了君主专制的好处，即家族无限连带责任对于君主们的行为会产生约束，且会激励他们励精图治。

(2) 原臣：臣子与君主的关系

有关臣子与君主的关系，黄宗羲先生在《原臣》一篇中进行了探讨。在行文开头，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作为臣子的行动标准是什么？有两个选项：

  • 把皇上当爸爸，“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
  • 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皇上，“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

黄宗羲先生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是身为臣子的正确态度。前者对于君主的要求有求必应，“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后者皇上要我死，我就死，“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正确的为臣之道，不应该片面关注皇上的需求，而应该关注天下百姓的需求：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末尝不背也。

在黄宗羲看来，君与臣既非从属关系，臣子并不从属于君主，也非雇佣关系，臣子不是对君主负责的雇员，而是合作关系，即君臣一体，共同治理天下。所以，谄谀之臣不是优秀的臣子，优秀的臣子应该以平天下为己任：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为了平天下，臣子不应该死守君臣之礼愚蠢地忠心，而应该合理地评估君主的作为，如果是一个桀纣一样的君主，那么把他推翻了也不失为治。

看到这一段，我突然笑了。请问哪家君主愿意招募这样的臣子呢？君主是桀纣还是尧舜，评价标准难道在一群各怀鬼胎的臣子手中吗？别忘了，君主至少还要被一个对天下的家族无限连带责任所约束，臣子似乎只有儒家的道德律令来约束了。而对于那些以天下为责任的臣子而言，他的理想与君主的根本利益难道不是相同的吗？

黄宗羲先生继续讲，后世的君主不想要这样耿直的臣子，只想要扩充自己的家仆：

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

纵观这一篇原臣，可以称得上语言雄厚，文气斐然，讲出了很多自视甚高却郁郁不得志的小官员们的胸中郁结之气。诚然，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傲骨，但是所谓的君臣共治天下，难道真的不是君臣共享天下的意思吗？天下之人养一个皇帝就已经够累了，难道还要养一批吗？

(3) 原法：制度安排

黄宗羲先生所认为的法，指的是“天下之法”，即为了社会生活的组织和需要而订立的广义的法律和规则，因而合法的法规不包括要维护君主专制而妨害百姓生活的部分。对于因君主专制而产生的不合理的法律和安排，黄宗羲先生称其为“一家之法”。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因为具有君主专制的色彩，所以在黄宗羲看来，后世的法律非常严苛，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的稳定。秦朝变封建为郡县，汉朝又设立诸侯王，到了宋朝的时候解除了藩镇的军权，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不是为了天下的福祉，因而都是“一家之法”。

真正的三代之法，在黄宗羲看来是“疏阔”的：

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

由此可以看出，授田授地之法（即后文所提到的井田制），兴学校之法（后文将提到“公是非于学校”），婚姻之礼、卒乘之赋等简单而必须的法律，就是黄宗羲心中的三代之法。

弱小的皇权、用儒家礼义组织起来的小政府和简单必要的制度安排，这就是黄宗羲心目中的三代圣王之治。


2. 政治制度

与其核心政治理念相对应，在具体政治制度的安排上，黄宗羲给出了配套的设计。《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具体政治制度的论述包括置相、学校、取士、建都和阉宦五个章节，涉及皇权与相权、南方与北方、大儒与朝廷的关系等明王朝的核心矛盾关系。

在涉及皇权与相权的问题上，黄宗羲明确表示支持相权，并将有明一代政治制度安排的失误归结为明太祖废除丞相：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黄宗羲的理由在于，相权的存在可以弥补家天下的弊端。由于是家天下，皇位要传给儿子，所以皇帝的贤能就得不到保障。而丞相是不会传位给儿子的，因而，丞相一般而言都是由贤能的人担任的。当皇帝不贤能的时候，丞相的存在是皇权统治的补充。黄宗羲认为，明王朝在中央政治安排上最大的失误就是罢相专权。内阁阁员虽然在外人看来与丞相所行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在本质上，“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并不能够代替与皇帝分治天下的丞相的作用。

黄宗羲的论证是带有情绪的。在他的想象中，三代圣王时期，君与臣分治天下，君主礼臣下，不贪念权力。后代虽然家天下，皇帝逐渐专权，但是好歹有个丞相，皇帝总是要对他以礼相待。而明初罢相，造成的后果是臣下毫无尊严：

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如果内阁阁员有一点骨气，想要坚持自己的政见，就只能以皇权驳皇权，事事都假托祖制不能违反，并以此为理由规劝皇帝。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不是祖制不能改，而是除了拿祖制说话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限制皇帝意志的借口了。如果内阁阁员没有骨气只求自保，那么就只有做谄谀之臣这一条路了。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晋朝的司马家、隋朝的杨家、唐朝的李家、宋朝的赵家这串联下来一千年的历史，黄宗羲从来不提呢？大臣势大，取而代之的风险，为什么黄宗羲就只字不提呢？

在南北问题上，黄宗羲鲜明地表示支持南方的利益（包括在后来的田制、兵制中也有相关论述）。现在网络上常有赞扬明朝之言，说它是一个“天子守国门”的时代，意思是将首都设置在北京这样一个如此靠近蒙古的地方。但是，在黄宗羲看来，这一选择是错误的。定都北京造成的结果是，整个中央朝廷都时时刻刻处在外族威胁的恐惧之中，“以失天下为事”，总是压榨江南的财富去巩固北防。到李自成围困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也没有办法逃出来，造成了最后的大溃败：

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郡燕之为害也。

这个论证看得我也是无话可说，难道要不巩固北防吗？北方百姓不是明朝人吗？能发出此论证，只能说明一点，即朝廷没有能够在其统治的二百七十年间，顺利地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没有能够将南北利益协调起来，造成了南北矛盾，离心离德。

最后，在涉及儒家学者的话语权和政府权力的关系上，黄宗羲坚定不移地站在儒家大学者一边，认为皇帝不能独揽判断是非的权力，而应该将这种权力下放到学校：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tī）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黄宗羲认为，学校是培养士的地方，是产生教养的地方，应当具有判断是非的权力。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权力，如果这个权力给了大儒，那么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了，皇帝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几乎丧失了可能性（除了盖书院以外）。

我个人认为，儒权与皇权之所以产生矛盾，主要原因是像黄宗羲这样有名望的大儒，没有理解清楚自身的定位所致。自古以来，意识形态都只是统治的工具，而工具是不可能拥有实际权力的，因为它的权力来自于他人的给予。黄老先生真的认为学校里能有公断吗？

至于科举取士和阉人乱政的相关论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现代的主流论点对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宦的历史作用似乎又有了重新的评价，不过在《明夷待访录》这种儒家政治宣言里，我们可以想见阉宦是一个什么角色。黄宗羲几乎是以放下身段、声嘶力竭的姿态来辱骂阉人的：

夫刑余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qián）键，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贵其能治，而贵其能不乱。

不知道曾经写作了中华民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司马迁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也不知道曾经发明了造纸术的蔡伦，创下了七下西洋壮举的郑和看过此文，又会作何感谢。读这篇文章，正好应了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的那句悲愤之语，“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实在是让人感到讽刺。阉人的政治作用，来源于其遭受了非人道待遇之后，靠近权力中心的天然优势，至于是治是乱，则取决于个人品性和政治机遇。如果黄老先生嫉妒人家魏忠贤，何不入宫去做皇上身边的红人呢？相信届时作为九千岁的您，一定可以救斯民于水火，挽大厦之将倾。

综合以上的种种叙述基本可以看出，黄宗羲的政治视野并没有超越儒家传统的政治观念。在明亡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看到了一些现象，给出了激进的观点，但是不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

3. 评价

《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具体的治国政策的论述包括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四个章节，分别涉及了四个不同的方面，每一个方面的失误都有可能要了朝廷的命。在财计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关于这部分的观点还是很有价值的。在兵制篇中，他主张地方文官节制总兵的权力，在胥吏篇中，他主张用士人而不用俗吏。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虽然《明夷待访录》这本书中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明亡的历史教训或多或少有一定意义，但是总体而言，我既并不想对这本书给出过高的评价，也不想给出定性的评价。八个字总结一下吧：独立思考，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