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饥荒》这本书是印度裔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非常有名的一本著作。本文将简述该书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换言之，本文存在严重“剧透”，所以建议不喜欢“剧透”的同志绕道而行。

有关饥荒的一些事实

1943年的由于洪水造成的孟加拉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存在争议，但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造成了150万人的死亡（见《贫困与饥荒》52页）。关于饥荒发展的正确描述是很复杂的，但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不论采用何种估计方法，1943年孟加拉的人均粮食产量都位于往年的平均值附近，甚至略高于往年的平均粮食产量。即使1943年发生了洪灾，但是就粮食总产量而言，绝对不存在因为粮食短缺而造成饥荒的可能性。

发生在1973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也具有相似特点。作为北非撒赫勒地区在70年代持续的旱灾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在1972年-1974年之间出现了饥荒现象，造成了约4-20万人的死亡；从更大的区域来看，非洲撒赫勒地区在70年代的大面积干旱少雨天气造成了持续性的饥荒，并在1973年达到了高峰，在这一年大约由10万人饿死。得益于人道主义救援，发生在非洲的饥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1974年，同样的由于洪水的原因，孟加拉再一次出现饥荒。得益于相对积极有效的救援，这一次饥荒程度没有1943年的那么惊人，但是也造成了至少2.6万人的死亡（又说8-10万人，见书第167页）。

作者分析了70年代非洲与孟加拉饥荒地区的粮食产量数字。通过有关粮食总供给量的细致推算，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受旱灾或水灾的影响，人均粮食供给量下降的程度也绝对不至于造成饥荒。“无论是经济繁荣时期（1943年的孟加拉邦饥荒）还是经济衰退时期（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饥荒都有可能发生。”（201页）阿马蒂亚·森严厉批评了基于粮食总供给量的荒政，即考虑粮食总供给量及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实现富余地区的粮食向饥荒地区流动的政策愿望。事实上，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真正会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市场力量的调节之下，粮食反而一定会从饥荒地区向其他粮食富余地区流动。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在以上的历次饥荒事件中，出现大规模死亡的人群（职业群体）并不包含所有的穷人。在40年代的孟加拉大饥荒中，受打击最大的职业群体是农业工人，其次是城市中的小手工生产者、服务业从业者、渔民等，而钿农在饥荒中的死亡率很低。70年代发生在非洲的饥荒中，真正受到严重死亡威胁的群体是北部干旱地区的牧民与农业工人。

事实上，造成大规模饥荒的真正原因在于，在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里，以出售劳动力换取货币工资，或者出售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存资料的的小农生产者所具有的脆弱性。水灾或干旱这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并不是粮食的绝对短缺，而是市场风险的增加。而这部分穷人对于市场波动的承受能力非常之低，真正杀死他们的是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以及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水灾一发生，立刻就会出现饥荒现象，而不是在农作物收获之后才逐渐出现饥荒。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农场对于农业工人的需求会立即下降，所以大量失业的或工资降低的农业工人立即失去了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由于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预期，粮食受到囤积，粮价的飞涨使得这部分依靠货币工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没有能力支付。同样的原因还影响了城市中的低端劳动力人口，非技术工人、理发师、提供奢侈品（鱼类）的渔民等，都因为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境地。同样，在一次干旱过程中，牧民需要卖掉他们的牲畜以换取更为廉价的卡路里（即粮食）来维持生存，但是由于干旱的影响，粮价相对牲畜价格的上升则使得牧民失去了获取足够粮食的能力。此外，由于大规模商业化的耕作农业占用牧场，也由于过度放牧破坏了自然环境，牧民的牲畜量减少，也使得他们没有能力生存下来。这类饥荒对于钿农的影响不大，因为钿农的劳动报酬是实物粮食，而不是货币，所以他们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要小很多。

最后，饥荒的实质，是市场风吹草动所带来的大量穷人对于的粮食的支配能力的损失，作者称之为（交换）权利失败：

“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则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给他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一个普通工人必须通过卖劳动力（或从社会保险福利）得到收入，从而建立其粮食权利。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失业将会使他挨饿。拖鞋、理发服务或劳动力对粮食相对价格的急剧下降也会使这些人的粮食权利下降到挨饿的水平。正是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以避免饥饿，而粮食供给只是能够对其权利关系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之一。”（pp189）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期待市场自发调节解决饥荒地区的粮食短缺是不可能的，在尊重市场权利的前提下，穷人的有效需求不能消化市场所供给的粮食，因此，人们可以观察到，发生饥荒的国家甚至在出口粮食。

什么是贫穷——这本书的方法论

首先，不论是《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所强调的权利，还是其他地方探讨的产权、所有权等等，权利都代表了对于某些资源的支配能力。支配能力的来源是多样的，可以以自身的劳动力为基础（工人），也可以以市场交换为基础，或者以自己的生产为基础，或者以转移的财产为基础。所有这些来源都构成一个人的权利，即可以掌控的资源。将所拥有的资源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之后，个人能够获取的商品的可行集，就被作者称为“交换权利”。理解了这个简单的概念之后，不论是否采取公理化的数学推导都不重要了，事实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

权利的概念之所以在书的开头被提及，并贯穿饥荒分析的始终，是因为它对于理解什么是贫困提供了一个基础，而饥荒中受苦受饿的人们，则为理解贫困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最佳的例子。

我们应该理解，在这本书成书的时候，绝对赤贫现象广泛存在于发展中世界，因此，相对贫困，或者在社会不平等意义上相对应的那种宽泛的贫困概念，并不是最紧迫需要关注的贫困概念。事实上，可能有一些读者错误地看到《贫困与饥饿》这本书与马克思的关联，认为这本书关注不平等，关注阶级分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本书只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才显示出其价值判断，其他的部分都是力求科学的。它关注的并不是由于想象中的阶级分化带来的抽象的不公平感，而是在特定环境之下陷入赤贫境地的一部分穷人的生存权利。

因此，作者讨论的”贫困“概念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贫困概念，即在给定一个经济环境的情况下，穷人中的一部分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这是作者最关心的贫困。这一贫困概念也具有其相对性的一面，因为经济环境是动态和多样的，因此，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下，赤贫的标准是不同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宣称，贫困概念只与穷人的利益有关：

“把贫困概念建立在第一种观点之上，并不否认穷人自身的痛苦可能会取决于富人的状况；它只是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的福利的因素是什么，穷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17页）

此外，贫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也不是一个政策标准。作者否认了它们，意在说明贫困的客观性，即将贫困放在一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来加以研究。承认贫困现象是一个社会事实，是这本书最根本的方法论。

“描述流行中的规定性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次描述（description），而不是一次规定（prescription）。正如豪博斯鲍姆在1968年所指出的那样：’对贫困的度量是根据发生贫困的那一社会的传统来定义的’。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在对一个社会的贫困的评价中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一些主观方法或其他方法也是这样。对于研究和度量贫困的人来说，社会传统是存在着的事实，而不是个人道德或主观判断的问题。”（27-28页）

饥荒的例子是这种贫困最好的解释。在水灾发生的时候，孟加拉的那些依靠货币工资的劳动者面临失业、低工资和高粮价，大规模陷入了不能维持生存所需的赤贫状态，而在正常年份，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可能甚至还要高于饥荒中存活下来的钿农。这些变化不能完全由收入来解释，在一个市场发育不完全的农业国尤其如此。因此权利（可支配的资源）与交换权利（可以用自己的资源在市场上获取的商品）的概念才会构筑成为这本书所强调的一个值得自豪的新方法。

此外，这本书还提供了度量贫困的一个指标：$P=H\cdot[I+(1-I)G]$。$P$代表贫困程度，$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I$代表贫困线之下的收入缺口比率，$G$代表贫困线之下的Gini系数。理解了作者所关系的贫困概念，这一公式的含义也就非常清晰明白了。

总得来说，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现代的饥荒与纯粹短缺造成的饥荒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这陷入饥饿中的人的处境有什么变化，当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有效的市场经济和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了赤贫现象时，发展中国家依然有大量的人被饿死，甚至可以说饥荒的风险内生于市场经济的秩序中，因为市场给穷困中的人们带来的风险是致命的。分配的不合理是其中隐藏的议题，但是阿马蒂亚·森并没有过多谈论分配问题，可能是因为讨论过多会使观点不切实际。如果用这本书中的故事来对比现在，零散的饥饿现象可能依然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饥饿依旧是所有穷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时会有成群的人去救济所领取免费的食物；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对应着更多人陷入饥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