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种认识，即犹太人政治地位的丧失与民族国家的衰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犹太人问题从一个民族宗教问题，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现代性的真正的“社会问题”。阿伦特指出，“伪说为人们相信，这个事实比它们是伪说的情形更重要。”即重要的不是人们对犹太人的种种污蔑，而是这种污蔑居然在整个社会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

阿伦特的大名如雷贯耳，我之前了解过她的事迹，观看过关于她的电影，也浏览过其他人对她的评价，但是惟独读不进去她的书，因为这个女作家的文笔总是有一种冷峻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特点，她似乎不太在意你是否能够读懂她究竟想说什么，她只管把该说的东西说清楚，剩下的就是读者的事情了。

一个通常的关于“反犹主义”的想象是将对于犹太人的排斥理解为欧洲民族主义的一种爆发。这看起来很自然，但却并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事实上，欧洲各国反犹主义的高峰并非发生在各国代表民族主义高峰的专制帝国时期，而恰恰在各国走向民主制度的共和国时期，如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而非第二帝国时期。

犹太人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欧洲人同化的历史进程，尽管来自犹太社群的抵制持续不断。工商业的发展，犹太民族自身的散落与缺乏政治经验，使得犹太人对于犹太教的信仰逐渐瓦解，许多犹太人融入到欧洲人的社会中去。但是这种融入的过程存在问题，它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欧洲的专制君主们需要犹太商人提供贷款资助他们的民族国家战争事业时，犹太人基于他们的生存方式而获得了一种政治身份，他们在整个民族国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仅仅作为“发挥一定功能的他者”而在欧洲存在。随着宪政民主制度取代专制民族国家成为时代潮流，犹太人就变成了一群尴尬的存在。

阿伦特引述托克维尔的观点：“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是不可容忍的。”这是来自法国革命的启示，对于百年来的历史却依旧有效。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们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仇视哪些无权却有钱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犹太人所拥有的那种“非剥削的财富甚至缺乏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系。”犹太人丧失了政治权力，丧失了与社会之间的可见联系，却把控着德国的银行，他们变成了社会眼中的“寄生虫”，因此被当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源头。

另一种通常的想象认为，犹太人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代罪羔羊”的角色。与之相似的另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信条叫做“永恒的反犹主义”，即反犹主义已经持续了两千年，因此此次事件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延续而已，虽然在规模上它被放大了。这些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甚至犹太人自己也认同了这些说法，并利用这种说法来逃避他们自己的责任，将其作为维护自身凝聚的一种手段。阿伦特认为，在整个事件中，犹太人不是“代罪羔羊”，而是被驱赶到了时代的中心。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种认识，即犹太人政治地位的丧失与民族国家的衰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犹太人问题从一个民族宗教问题，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现代性的真正的“社会问题”。阿伦特指出，“伪说为人们相信，这个事实比它们是伪说的情形更重要。”即重要的不是人们对犹太人的种种污蔑，而是这种污蔑居然在整个社会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

“在解体的最后阶段，如果反犹主义口号被证明是激励和组织大量民众以实现帝国主义扩张、摧毁旧的政府形式的最有效手段，那么先前历史上犹太人与国家的关系必然包含着某些社会群体和犹太人日益增长的仇恨的基本线索。……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社会的暴民——即各个阶级种失去地位者——逐渐增多，而产生出领袖，他们并未被犹太人是否重要到应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焦点上来考虑的问题所困扰，而是反复在犹太人身上看到‘历史的关键’和一切罪恶的中心原因，那么犹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先前历史必然包含暴民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迹象。”

社会学中有一种重要的视角叫做“功能论”，即从一种社会现象所发挥的对于维护社会运行的功能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出现的合理性。正如共同的反犹主义成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维持社会团结统一的一种狂热信仰，这类为自身所蕴藏的巨大社会问题寻找情绪发泄的外部出口的现象几乎解释了大部分族群之间的仇恨。在欧洲，人们居然相信，只有解决了犹太人，欧洲人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犹太人阻挠了欧洲人前进的脚步，夺取了欧洲人的财富，是一群骗子和寄生虫。似乎解决了犹太人就可以缓解社会早已存在的不公平、下层人民的贫困与失业。

犹太人则将这种源于社会问题的仇恨简单地理解为传统的那种源于民族宗教的仇恨，而前者事实上要远比后者可怕。犹太人对于自身的生存状况并不了解，他们也缺乏足够的政治能力去发声。犹太社群依靠自身内部认同的强化来对抗这种外部的压力，或者说，他们利用了反犹主义来实现犹太人之间的团结，以至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犹太人成为了德国人屠杀自己的帮凶。

极权主义统治所依赖的正是这种社会性的恐惧。所以问题来了，中世纪后期欧洲人对于女巫和异教徒的大规模迫害究竟算不算一种宗教统治的极权主义呢？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早期，宗教迫害同样来源于维护社会团结的要求，并且女巫也同样被当成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来源。但无论如何，阿伦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极权主义的起源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而它的历史则可能可以追溯到现代性萌芽的野蛮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