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总是持有一种矛盾的情绪——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我们，究竟应该继承传统还是将其抛弃？除了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外，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了吗？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传统中国的伦理本位之社会做何价值判断？或者，至少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传统？

赵晓力先生《祥林嫂的问题》一文，分析了祥林嫂死前向“我”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原先在卫家当童养媳，是卫祥林的妻子。丈夫死掉之后，她独自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干了几个月之后，被婆婆抓回去，卖到了山里给贺家当媳妇。在贺家的生活中，“上头没有婆婆”，丈夫又有力气、肯干活，她生下了阿毛，过了两年安宁的生活，但却最终经历了夫死子死，遭遇大伯收屋，被赶出贺家，被迫重回鲁四老爷家做工。此时的祥林嫂被认为是“不干不净”之人，是一个“谬种”，终于在捐门坎无效之后，沦为乞丐，并在问了“我”三个问题之后，于鲁镇年终祝福大典那天投河自杀（此为赵先生的推断）。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儒家纲常礼教的“吃人”本质。但是赵晓力先生的《祥林嫂的问题》一文，则试图论证，并不是传统秩序杀死了祥林嫂，而恰恰是传统秩序的“失序”杀死了她。祥林嫂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儒家伦理秩序已经失效了，以善女人柳妈为代表的佛家替身学说也失效了，而以“我”为代表的新党新学作为时代的“彷徨者”没有任何能力回答祥林嫂提出的问题——鲁镇就是一个彻底失序的世界，既有的伦理秩序全面崩塌，传统的“礼”退化成为了徒具形式和充满迷信与禁忌的“礼教”，彻底丧失了它原有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内涵。

但问题是，人们对于“秩序”的界定是会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谈“失序”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理想中的秩序？

赵先生以法学家的敏锐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于丧夫又丧子的祥林嫂，贺老六的兄弟们应该做的，不是来收屋，而是为死去的贺老六立嗣。这是自明初1369年以来就确定的法律。《大明会典》：‘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在这条法律下，财产的安排要服从于人伦的秩序。卫家和贺家都没有遵从这样的法律。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始终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细节：赵先生此处谈及的儒家伦理社会的所谓“失序”，是对于某些人的失序，而非普遍性的失去秩序。鲁镇社会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并不失序——它对于鲁四老爷一家不失序，对于善女人柳妈不失序，甚至对于那个带有嘲讽语气的冲茶短工而言也不失序，以至于作为一个弱者的他也拥有了嘲笑其他弱者的资本。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祥林嫂而言确实是失序的，她在这个世界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祥林嫂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的经历——或者说她的命运。她经历了两次婚姻，两个丈夫都被她“克死”，孩子被狼衔去，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才导致了她被排除出鲁镇的伦理秩序体系之外。鲁镇社会要为祥林嫂的悲剧负责，因为鲁镇的儒家伦理无法将祥林嫂这样的个体容纳进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赵先生提到，在祥林嫂被迫重回鲁镇之后，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女儿、妻子、媳妇、母亲——这是当时一个女人在儒家伦理之下的四个主要格位。柳妈的“捐门坎”建议给了祥林嫂重回这套伦理秩序体系之内的希望，当这个希望也破灭之后，祥林嫂就不再是人，而是“鬼”——是一个“谬种”。这个“谬种”的身份并不是她自己造成的，而是社会强加的，是她的命运带给她的，而鲁镇社会无法安置这些“可怜人”。

鲁镇社会就是儒家伦理本位社会——鲁镇社会有它的内在秩序。

（2）传统社会的有序性与“私文化”的模糊性

并不是传统社会失序了，传统社会是有序的。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进行了中西对比研究，剖析了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的本质差异：西洋社会是由“团体”与“个人”两端组合起来的，而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依靠“家族”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伦理本位社会有它的包容性：

“由是乃使居次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此种组织与团体组织是不合的，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恰相反，它由近及远，更引远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乎？自古相传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试问何处宗法社会有此超旷意识？”（73页）

利用这种包容性，祥林嫂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她可以在鲁四老爷家一直待下去，获得一种准家人的地位。赵先生所言的“失序”，大概也指这种传统伦理中的包容性的丧失。但伦理本位社会的核心不在于这种歌家庭关系的外化，而在于，家庭在社会中居于细胞的地位——个人必须立足于家庭方才可以面对社会。说到底，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是一种“私文化”的社会，与西洋公共文化、个人直面团体与国家是两条不同的路。

这种“私文化”在某些时候可以展现出强大的包容力，做到海纳百川、天下一家，将一切有利因素吸纳包容进来，以至于获得比西洋团体社会更强的生命力。但在另一些时候，它也可以变得守旧、狭隘、目光短浅、毫无同情之心。我们不能之说其开放包容的一面是儒家的伦理，而保守、狭隘的一面就不是儒家伦理。赵先生基于明代法律做出的“失序”判断，其实是将“私文化”的某一面看作儒家伦理的全部，而将另一面看作了伦理秩序的崩塌。

在任何时候，儒家伦理都强调一个根本的秩序，就是家族在社会中的中心位置。这种“私文化”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人们可以在伦理秩序的框架内，依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于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解释。当祥林嫂第一次逃出来做工被婆婆抓回去之后，鲁四老爷虽然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婆婆的精明算计也是出于家族收益的最大化——老二也要娶媳妇啊，还差一注钱，鲁四老爷认同了婆婆的逻辑；同样，当阿毛还在的时候，祥林嫂还可以守，但是阿毛一死，大伯就来收屋，祥林嫂之所以被赶出了贺家，是因为在当时经济理性考量之下，大家认同了大伯的做法。所有这些行为，都与儒家伦理的话语解释并行不悖，又怎能被看作是儒家伦理的“失序”呢？

（3）传统的归传统，现代的归现代

我们当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总是持有一种矛盾的情绪——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我们，究竟应该继承传统还是将其抛弃？除了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外，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了吗？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传统中国的伦理本位之社会做何价值判断？或者，至少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传统？

如果读者认同我在前文中的看法，那么，化用一句名言来表达我的立场吧：传统的归传统，现代的归现代。

赵先生其实是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传统儒家伦理的乌托邦：在儒家人伦秩序之下，老弱可以得到照顾，鳏寡孤独得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裂痕可以自我修复（参见给寡妇丧子后过继孩子的论据）。

但是，我认为这种想象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儒家伦理具有两面性，它的解释具有模糊性，我们不能指望它一定可以维持这种理想状态，更不应该幻想它来解决当代的社会问题。传统社会就在那里，它永远摆在那里，无法磨灭，不能遗忘；但是，现代人的问题，还得要现代人自己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