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自由主义的鼓手：弗里德里克·巴师夏
19世纪后半页欧洲的自由主义、乐观主义与进步主义，伴随着社会的普遍繁荣，真的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了吗？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在当今社会真的已经一文不值、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吗？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弗里德里克·巴师夏》这篇文章是19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经济论》再版的导言，作者是德特马·多林[1]。这位德国哲学博士曾为许多名著，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通往奴役之路》等作序，不得不说，这篇30多页的序言写得非常巧妙，很值得一读，它更新了我们对于巴师夏的理解，也让我们真正触碰到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在当代社会的指涉。
（1）什么是“经济和谐论”？
首先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什么是“经济和谐论”？
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哲学观念。在巴师夏的心中，他认为自己除了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以外，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经济和谐论的核心政策主张就是自由主义，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是巴师夏的自由主义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差别：巴师夏的自由主义不是基于功利的计算，而是基于自然秩序的正义性。所以作者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一点上他和约翰·穆勒就存在差别。他的哲学的核心是认为：“所有合法的利益都是和谐的。”
我这里引用了一段作者的评论：
“所以，人们绝对不能把巴师夏的著作看作是为资产阶级利益合法化的辩护。在他的思想后面，更多地深藏着一种很生硬的道德。…….巴师夏虽然一直强调一种自由的经济制度对大众福利的好处，但他把对这种制度本身道德的论述与（就是）经济分析完全区分开来，并且严格地将这种道德上的论述至于优先于经济考虑的地位。”
既然合法的利益是和谐的，那么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巴师夏看来“合法”的标准是什么？
巴师夏是一个天主教徒，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伏尔泰就是自然神论的代表，自然理性就是上帝的化身，世界的理性和秩序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既然上帝存在，既然世界是有自然秩序的，那么人们的行为要遵从宇宙间的秩序，要遵从上帝的意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天行有常，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这样才是合法的。比如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不合法的，国家对于经济的强制干预、强行的再分配也都是不合法的。
巴师夏用很生动的文笔讽刺国家干预的愚蠢，这里引用了一段文中的概括：
“一群虚构的蜡烛商在请愿书中诉苦，说是他们天生没有竞争力，因为太阳在白天不让人们用蜡烛，要是立法者用幕布遮天，使普天下一片黑暗，那就不仅是蜡烛商，而且全国都可以从中获利。例如，这样就可以生产更多的肉、更便宜的肉，因为为了抽取更多的、用于制作蜡烛的油脂，必定要有更多的猪被宰杀。”
巴师夏理想中的国家是一个自由共和国，国家的作用就是作为法律保障者去保护人民、自由和财产。他比较担心国家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些利益集团不断滥用国家的权力，干损人利己的事。
（2）经济和谐论的意义
下面要回答第二个问题：“经济和谐论”有什么意义？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经济和谐论”的时代背景。首先，我们要把目光移到英国。英国从1815年到1846年之间实行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谷物法带来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与谷物法做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由主义在欧洲不断传播的过程。
其次，1848年发生了欧洲革命，在此之前法国已经经历大大小小无数场革命了，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各种社会思想、政治派别粉墨登场，到了1848年的时候，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巴师夏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以自由主义的主张来回应社会主义的挑战。作者是这样评价的：“如同科布登和布莱特一样，他也必须走动员公众舆论的路，但由于一种新的、威胁自由主义的运动的兴起，他的工作很难进行。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这个新的敌手叫做：社会主义。”
在1848年革命之后，巴师夏有幸被选到国会里面来参与重组政府，实现理想；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自知时日无多，所以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留给了《经济和谐论》这本书。1850年，巴师夏在在罗马溘然长逝。
（3）曼彻斯特自由主义
在英国，为了反对《谷物法》，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反谷物法联盟。巴师夏和其中的这个领导人科布登私交甚好。这个联盟进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借助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力，最终促使首相皮尔先生废除了谷物法。于是，“一个低关税和边界开放的欧洲开始形成。”巴师夏成为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真正宣告人。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从反对保护主义出发，引申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上。巴师夏认为，“保护主义完全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性行为，因而是一种破坏和谐的行为，……只有当人们不再人为他们可以强迫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世界上才会有永久的和平。” 文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弗里德里克·巴师夏（作者：德特马·多林）英国群众集会
总而言之，巴师夏的自由主义观念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作者这样评论：“谁要是读一下巴师夏的高度理想主义的、关于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见解，谁就会懂得，为什么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成为这样一种国际性的群众运动。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一书也让今天的读者们懂得了这一点。”
（4）被遗忘的巴师夏——被重新发现的巴师夏
当历史走进20世纪，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了一个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名词，巴师夏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作者描绘到：
“20世纪初，巴师夏热沉寂下来，他的声誉越来越苍白了，有人说‘巴师夏赢得了自己同时代人的支持，但是却令他的后人感到失望。’
“打败了‘曼彻斯特事业’的胜利者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笔可怕的遗产，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利益集团国家，它的内在动力无论在当时或今天都是无法控制的。…….这种国家一开始就试图通过代表民族主义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随着曼彻斯特事业的失败……帝国主义和关税保护政策把欧洲带上了一条下滑的轨道，而这条轨道的尽头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以后，接着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政体兴起，然而这一切在保守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得到一片赞同之声。”
用我们熟悉的话说，也就是当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自由主义被人们逐渐抛弃，巴师夏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开始反思世界大战、民族主义，反思国家干预，反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又开始重读巴师夏。比如作者提到，“撒切尔夫人宣称，巴师夏是她最喜爱的经济学作家。此话恰是在她一次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中说的。她当时确信，在那里已没有人还知道巴师夏了。然而，在此期间，在他的祖国法国，人们页已开始缅怀起他来了。”
（5）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经济和谐论带给我们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比如说巴师夏反对国家的强制再分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再分配行为，对于提供者来说都是一种强制行为。只有当被‘再分配’的财产本身便是巧取豪夺而来时，这一强制行为才是理由充分的。”此外，巴师夏认为，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促使经济发展：“侵权行为总是会对经济造成损耗，想用不正当手段来强行取得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这些批评与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多么贴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百年前欧洲的经验放到如今的中国竟然毫无违和感。
令人遗憾的是，在巴师夏去世以后，欧洲逐渐形成了新型保守主义政治。以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例，“拿破仑三世懂得充分利用民意来巧妙保护自己的权力。他采取了一种生硬的收买选票的政策，即通过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创造就业岗位来收买下层民众的选票。”还比如说，德国的俾斯麦通过推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成功地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依附于国家，而且还使自由党人在这块领域开创的业绩永远地从功劳簿上被购销了。”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这是通过刺激经济来获得证券的合法性。这种政策取向对于巴师夏来说是非法的，是在破坏社会的内在和谐。然而，这种批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国家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和谐社会里，讨论经济和谐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巴师夏的经济理论保留了一种对于自然规律和道德秩序的敬畏之心，他的这本《经济和谐论》就是要通过经济学的语言和逻辑来论证这一点。
但是，最后的最后，对于经济和谐论，我们也要保有一种批判的思维。巴师夏是属于经济学中的乐观派，作者评价说：“如果我们想听一听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的乐观主义的声音，那么，我们就必须追溯到他和他的《经济和谐论》那里去。”但问题是，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乐观情绪等等，能不能作为我们现在思考经济问题的参照系呢？显然也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