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一书是瑞典隆德大学民族学教授奥维·洛夫格伦与乔纳森·弗雷克曼的名篇，最早出版于1979年。这本书是史学、社会学与民族学融合的代表作，它还原了从1880年至1910年间瑞典中产阶级文化与生活方式逐渐在全社会流行的历史进程。

在瑞典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书中提到的瑞典农民、城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等形象挪到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并不会有多少违和感；此外，书中多处将奥斯卡时代的瑞典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进行对比。这就提示我们，历史的建构与生成过程具有某种普遍性。历史是人们对于往昔的记忆，历史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忆素材的选取和组织方式。正如书中序言所说，“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在外人或本地人印象里流行的所谓‘真正的瑞典人’形象。这些形象把典型的瑞典人描述成热爱自然与和平、严于自律、讲究秩序、严守时间、过着理性生活。其实对瑞典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清楚，上述这些都是瑞典中产阶级的品质。”

这本书的主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利亚斯那本鸿篇巨著《文明的进程》。诚然，这本书不像《文明的进程》那样厚重，但全书的结构却显得小巧别致、流畅耐读。

一、对于阶层形象的想象

书中的第四、五、六章（下篇）分析了中产阶级与下层社会对于“肮脏”与“洁净”的看法。通过梳理历史的进程，作者警觉地发现，“卫生观念”并不像很多生活习惯良好的人所想象地那样，是一种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具有的观念。恰恰相反，卫生观念是中产阶级特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普遍具有的卫生观念，是中产阶级大力倡导的产物，它的历史并不比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历史更长。

迟至奥斯卡时代的瑞典，农民常常让动物住在自己的家里，人与动物睡在一起，他们最多一周洗一次澡（并且不是全身大洗，仅仅洗一下看得见的部位），以便周日去教堂；农场雇工往往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住在牛棚里，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并没有多少抱怨，因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在冬天里牛棚散发的热量还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虽然这里臭烘烘的；人们对于排泄物并没有过分的排斥，动物的粪便被当作财富，人们拉屎拉尿基本在户外解决；后来逐渐引进了厕所，但其卫生条件在中产阶级看来非常糟糕。形成对照的是，有关卫生习惯上的各类禁忌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从小被养成各类卫生习惯，上厕所、洗手等；家庭主妇们必须将家里收拾地干净整洁，所有东西必须摆放整齐；最重要的是个人形象方面的要求，不能有任何气味，不能有体味，不能有口臭，最多只能发出沐浴露、牙膏之类好闻的味道。

这种对于卫生习惯的强调，与“肮脏”和“洁净”的道德内涵相联系。“肮脏”具有了懒惰、奸诈、邋遢、粗鲁、下等人的含义。作者引述乔治·奥威尔的评论：“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下等人难闻。而且很明显，你面对的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种族仇恨、宗教仇恨，教育、性情和智力方面的不同，甚至道德标准的不同都是可以跨越的，但是身体的排斥却不能……无论你希望他有多好，无论你多么欣赏他的头脑和性格，如果他口臭，他就是可怕的，而且你的内心深处会讨厌他。”（212页）

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单纯的区隔和模仿这么简单，不论是城市工人还是农民，在熟悉了中产阶级对于卫生习惯的叙事之前，甚至对“一周洗一次以上澡”都感到困惑不解，农民将这归于精神不正常；城市工人阶级的妇女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客厅，也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生活的自尊，并非模仿。但是模仿的力量毕竟是无穷的，出于模仿，中产阶级的卫生观念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即使那些非中上层的家庭，也需要按照中产阶级的方式来收拾自己在工作以外的形象：“工人阶级为了尊严和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离不开肥皂和水的帮助。他们知道只有靠有秩序、有纪律和无可挑剔的干净，他们才能成为中产阶级。”（117页）这种对于中产阶级的模仿，是在中产阶级的道德叙事方式已经内化到全社会的解释模式中的表征。

从这个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想象建构起来的。在中国，城市人对于农民工的想象，也往往与不良的卫生习惯、流动人口、高犯罪率、超生等词汇联系起来，作为这一切联系的起点，“脏”成为最强烈的印象。“脏”绝对不仅仅指卫生习惯方面，城市人的体面、讲卫生与“行走在马路边某建筑工地旁的农民工”的邋遢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形象会带有“好”与“坏”的特征，具有了“高等”与“低等”的含义。然而，这种对于农民工卫生条件的道德解释，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的想象，是城市中产阶级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内化到全社会，成为大众的评判标准与解释模式的产物。

中产阶级卫生观念的背后是对于秩序的强调。所谓区隔就是要以非自然的特性压抑自然的特性，并将人的自然性隔离开。“污秽意味着混乱”（131页），意味着非秩序，所以家庭主妇们要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服从理性和秩序。这种现代性的控制欲一旦被（并且是注定会被）放大，就会产生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种种禁忌，禁忌的目标是让人们在恰当的年龄与场合做被容许的事情——儿童因此被想象成了纯洁的无性之人。

书中着重分析了中产阶级对于性的禁忌，这种禁忌在下层阶级那里并不明显。中产阶级对于性的排斥导致的后果是“性”意味事实上无处不在。不仅在公共场合，甚至在私人场合，性都被当作不可言说之物，被作为羞耻的代表；身体接触要尽量避免，儿童对于性的无知则被鼓励。在中产阶级家庭看来，性欲代表着人类的自然性一面，所以要加以排斥，性行为的目的仅仅在于生育。对于儿童手淫的恐慌主要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蔓延，后来通过各种育儿小册子、学校教育等扩散到了全社会；如果让儿童接触到了性，则代表秩序的崩溃，这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世界中是不被允许的。下层阶级被描述成淫乱的人群，没有自制力。

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仆人往往是孩子真正的照料者，但作者通过回忆录研究表明，仆人在这些中产阶级子女们的记忆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孩子们逐渐长大之后，他们就与这些仆人疏远并将其遗忘了。仆人被中产阶级要求按照理想的方式照看少爷小姐们，教会他们需要掌握的礼节，而自己却并不按照这些礼仪行事。这种文化的冲突在中产阶级子女那里逐渐日常化，阶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成为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一个是有秩序、有礼仪、有道德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失序、混乱和无道德的世界。对于社会阶层形象的想象就这样通过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方式固定下来。

瑞典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似乎是在与下层社会的区分之中建立起来的，而这种区分具有情境性。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社会对于阶层形象的普遍印象。外在的形象差异逐渐被泛化到了内在的本质的差异，成为“我”与“他”之间区分的基础。

例如，在郊外风景区旅游的时候，中产阶级们看到工人阶级破坏自然、破坏风景时的那种皱眉的眼神，与当前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不文明的游客们在风景区刻上“某某到此一游”何其相似。对这种行为持指责态度的人，大多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名胜古迹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承载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民族精神，不应该随意破坏。而在普通游客看来，这里只是一处稀罕的玩意，自然有刻上自己名字的必要了，毕竟古人就是这样做的。对于风景的审美，是一个需要不断习得的过程；同样，历史意义的表达、民族精神的建构，也是一个需要长期习得的过程。

每当看见中国游客们的不文明举止的时候，欧美人、日韩人就会不自觉地皱紧眉头，然后举起高高的手指说：“看啊，那就是中国人。”言下之意，“我们比那些野蛮粗鲁的中国人更加文明”。这种情绪在各处传播，被包括中国人自身在内的世界各地人们普遍习得，这样，每当看到有游客做出不符合文明规范的行为时，中国人也会对其皱起眉头，无不焦虑地说：“这就是中国人。”言下之意，自己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中国人。文明的进程中充满了这样的插曲。

二、关于自我认同的想象

但是，“区隔”与“模仿”并不是这本书的全部主题。我认为《美好生活》一书并不单纯是在讲述一类文化对另一类文化的征服史，而是在还原一个群体找寻自我定义的心灵史。

中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说法或许满足了我们对于某些社会情境的归类和想象，但却不应该是整个社会进程的统一模式，因为“文化霸权”的说法预设了当权者对于自身所具有的明确定位和清晰认同，而这一点绝不适用于世纪之交的瑞典中产阶级，因为历史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确知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具有何种历史意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在全社会获得的胜利，并不能放到“冲突论”框架下得到全面的理解，相反，这样做还可能存在将下层生活浪漫化的危险，从而进一步偏离历史的真实。作者自己也强调，“这个概念不是要导致这样的误解：认为文化的蓝图其实早有预谋，其建构纲领铁板钉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整合新经历或赋予旧知识新意义的时候，很少意识到自己是文化的建构者。这种角色更容易被局外人、研究者识别出来，而不是当事人。”（绪论，第5页）

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只能认定，这场文化竞争是一场每个社会成员都正在参与的自我认同的寻觅之旅，而其结果则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

当一个瑞典人问自己，“我们是一群什么人”的时候，作者给出了三个绝妙的回答：拥有时间的人、崇尚自然的人、构建家庭的人（即上篇的三章标题）。如果我们把标题稍微改一下，以契合这篇书评的观点的话，那大概应该是“想象中的时间”、“想象中的自然”和“想象中的家庭”，但中产阶级的观念却被描述成为人类的本来面貌。

瑞典中产阶级所发现的时间观念与农民们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时间观念不同，农民的时间是循环的自然时间，而在中产阶级看来，时间是可分割的线性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是一种珍贵的资源，也是一种纪律。“中产阶级将自身看作是由理性和到的统治的更新、更好的社会体系的代表。这种世界观将核心角色赋予个体：‘创造你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看法是，抓紧时间，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抓住机遇，精打细算，投资并扩张。”这种线性时间出现在职业环境中，中产阶级将他们的职业精神放大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家庭要编制预算，日常生活要严守时间，时钟被摆放地到处都是，随处可见；某些特定的时间：周年纪念、生日等也就有了魔法般的含义。

这种对于时间的想象无疑占据了整个现代社会，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线性、可分割的时间给人带来“充实”的感觉，我们总是会将时间塞得满满的，让自己表现出“忙碌”的样子——“闲人”这个词在道德上具有明显的贬义，带有“碌碌无为”的嘲讽。我们为空闲时间感到焦虑，总想要找点事情将其填满，这种文化焦虑始于中产阶级的意义缺失与生活空洞，后来传播到全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焦虑。

那么，是什么使得我们，即使生活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依旧坚定地相信，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因为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这种对于时间的掌控感，如果缺少了这种掌控感，我们就无法面对自己——哪怕是最真实的自己。这种对于时间的掌控，给我们带来一种安慰，仿佛是我们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因为这种对于自我的良好的把控而获得高人一等的感觉，这跟当着一个光棍的面和自己的女朋友“秀恩爱”是一个心态，它们共同述说这一个叫做“成功”的现代性神话。

与这种理性的时间、理性的生活相反，中产阶级需要通过怀旧、崇尚自然与家庭，来获得作为完整的人的体验。瑞典中产阶级眼中的自然风景与真正在自然中生活的人们眼中的风景不同，中产阶级事实上是一群远离了自然的人。农民眼中的自然大多只具有生产性的含义，他们的自然知识是通过观察与积累获得的；这些知识对于中产阶级的子女而言遥不可及，他们只能在课本上或博物馆中了解到。中产阶级将自然除魔，去除掉农民们的那些对自然的迷信成分，赋予了自然以中产阶级的健康观念：自然变成了风景，变成了一种可被欣赏的美，亲近自然成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站在远处欣赏自然，他们为自然所赋予的那些意义对于农民们来说不可理解。

同样，瑞典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家庭观念也不同。在农民们眼中，夫妻之间更多是一种劳动上的分工，情感依恋并非头等大事，他们对于中产阶级夫妻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相亲相爱的情感大为困惑。中产阶级将爱情浪漫化，使得“浪漫爱情”这件事看起来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自然情感——但实际上浪漫爱情只是在中产阶级兴起之后才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想象。对于儿童的情感也类似，在农民看来，儿童与成年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孩子只是一个未长成的劳动力而已，但在中产阶级社会，儿童则被更加深情地对待。作家们将童年描述成了一种每个人保留在内心深处的过去，象征着纯真与快乐的人类初始状态；教育者们呼吁减少体罚，代之以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标准来培养一个理想的“好孩子”——中产阶级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也被相应建构出来，这种形象对于全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轻松宁静的自然、幸福和谐的家庭，充满活力的夏天，愉快乡下的度假时光，这些珍藏在内心深处的回忆足以激起每一个生活在高度工业化和理性化社会中的瑞典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哪怕最刻板的商人或最本分的官员，也能为郁郁葱葱的山坡，儿时夏日的记忆感伤落泪。人们平日里需要正确疏导和规训的情绪，可以在适当的环境里释放。……这段话也道出了中产阶级自然观念中的另一重要因素——被自然景观激起的汹涌情感，这种情感时如此深透，它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内心深处普遍潜藏的情感”。这种情怀被当作瑞典民族精神的象征，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能成功唤醒瑞典青年——其肩上承载着祖国的未来，唤起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炽热情感，并坚信它的每个部分都不可分割，那么，旅游俱乐部就能实现它的最高任务，啊，瑞典母亲！——俄国人在你庭院中的威胁将徒劳无功。”

如果某种共同的情感可以激起很多人的共鸣，这种情感就很容易被建构成社会的集体记忆，扩大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形成群体的某种自我定义，这就像70后听过的那些革命歌曲，80后看过的那些动画片、粤语歌一样，每当回想起来，人们会这样感叹：“这就是我们”。各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有关自我的想象，只有它才能将人们凝聚起来。对于新一代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建构方式以一种看似更加轻松活泼，实则更加沉重的方式呈现出来。每当人们参与到各类吐槽“国产神剧”、“中国男足”的集体狂欢中时，我们实际上也在寻找某些代表共同经历的象征物，这就像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猫王，七八十年代的甲壳虫乐队一样，这样，当重复的东西在将来响起，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想象中的集体共鸣这样对子孙言说：这就是我们。这样，不论民族、信仰、阶级、性别的差异，只要我们共同经历过这些，这就构成我们作为一个“我群”认同的基础。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类矛盾现象，譬如，一方面是日渐浓郁的小资情调，另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瑞典人通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定义自身，那么，当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拿着他们的历史书来拷问长辈们，“我们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他们将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答案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

总结：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文明进程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历史的真实？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是否在我们对想象“习以为常”之前，就已被遗忘？如果人群之间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将差异泛化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我们能否以尊重和理解的包容心态，来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