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取向：“科学”取向和“综合”取向。本文将梳理这两种方法论取向的演化历史。古典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同时具备这两种方法论取向的特点，之后方法论的差异在不同的经济思想家之间逐渐清晰化：科学方法论的代表包括萨伊、西尼尔、约翰·穆勒、瓦尔拉斯等，逐渐发展成经济学的主流；综合方法论的代表包括西斯蒙蒂、巴师夏、马克思等，逐渐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后继的经济学流派，成为了经济学的异端。

在卷帙浩繁的经济思想史素材中，“方法论”演变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冷门话题，它不如地租理论、工资理论、人口学说、货币利息学说那样具有“经济学的味道”，但却是我们真正理解已故经济思想家们的思想脉络的重要入口。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我们可以体察经济思想流变历程背后的“指涉”，以还原历史情境下的思考逻辑。基于这种认识，以往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区分标准使我们感到总有一些东西被遗漏掉了。“方法论”问题似乎成为了过时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归纳和描述，而其评价标准，或者说受关注之处，又往往在于其与现代数理和计量方法的相似程度——这本身无可厚非。现在，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能否作为它们“方法论”层面的区别？

答案是否定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和不同研究志趣的经济思想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不同的，区分点大体包括以下几点：1.是以使用历史材料、统计学的方法为主，还是以使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为主；2.是采用抽象演绎的思路为主，还是采用举例归纳的思路为主；3.是否大量使用数学语言。我们可以在这些标准之下找到对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此处不再多言。那么，所谓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

Maclachlan(1999)做了一个出色的方法论对比研究。他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关于消费不足问题的争论为切入点，描绘了经济学中常见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辩论方式”(Two different style of argument)。“李嘉图在不同经济变量之间建立简单但却巧妙的模型，他通过演绎得出被认为是具有广泛有效性的结论，他直接通过这些结论评估政策，并做出呼吁。……奇怪的是，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马尔萨斯的说理模式比李嘉图的更加难以描述，却更加熟悉。”用经济学家的常用语言来解释，马尔萨斯是在“讲故事”，而李嘉图是在“建模型”。作者说，“通过两人争论的过程，每一方都努力去用自己的说理模式解释对方的论证，并且每一方都对自己那充满智慧的对手所犯的粗糙错误感到惊愕不解。”这种对比就可以看作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对比，它不仅仅是论证方式的归纳性和演绎性那么简单，它已经涉及到了更深层的内容：思想家们的思维模式，即思想家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

所以，“方法论”是比“方法”更深层次的研究对象，它的内涵超出了研究方法本身，且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因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家们被讨论（或炒作）和被误解最多的议题。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在这些已故经济思想家们的头脑中，一定会反复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哪些问题是需要考虑的，哪些则与自己的志趣或学科发展的要求无关？自己的研究是否科学，或者说科学研究的标准是什么？自己的研究背后隐藏的价值关怀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一个经济思想家的经济学“方法论”，这就是在本文中“方法论”的含义。

本文的核心观点如下：在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存在两种逐渐清晰的取向，我称之为“科学”取向和“综合”取向。科学化的经济学最终走向了新古典综合，而综合性的经济学则最终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后继的政治经济学说。在这里，所谓的科学取向的研究方法，指的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将不能被现有科学所理解的东西剔除出研究视域，以得到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正确的结论。而综合取向的方法论则恰恰相反，在分析一个现象时，它将除财富规律本身以外的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尤其是价值判断）考虑进去，以得到最为全面的结论。

本文第一部分是全文的介绍部分，第二部分解释了古典经济学两种方法论取向的含义，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梳理了两种不同取向的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第五部分为全文的总结部分。

二、两种方法论之“争”

这种区分方法绝非本文的新创造。如果我们将“科学”本身从神坛拉到地面，作为一类特定的研究方法来审视，并以“科学化”这一观点来看待“经济学”的演变，或许问题会明朗许多。正如Yonay(1998)写到：“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涉及到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以及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问题。”Yonay提及，建构主义者否认存在纯粹科学的可能，例如Danial Hausman认为，“经济理论的价值独立于那些赋予在数学的优美性上的权重，以及……实验、数据搜集、测试、或相关政策的含义”。他进一步说，这些内容与“科学”之间的兼容性是需要检验的——如果真的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科学，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因为经济学家们的“科学观”而批评他们呢？

Blaug与Backhouse反对建构主义者们对于经济学的认识，因为它将经济学（科学）摆在了一个没有任何办法去批评的位置上。Blaug与Backhouse的批评恰恰与本文对于科学主义的经济学的隐忧相合：“这就让我们暴露在了一种科学原则面向闭合世界的危险之中，理论将变成教条，没有人具有抗议的能力，因为那些（对科学化的经济学）持有不同意者将会在他们成为‘有资格’和‘被认可’的说话者之前被丢掷于（学术）圈外。圈内人成了共犯，而圈外人则成了倾听者。”

我们还可以在历史材料中发现更多与此话题有关的端倪。在经济学思想史上，长期有“经济学还是反经济学”(Economics and Anti-Economics)的争论。所谓的“经济学”其实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科学化了的学科体系，而“反经济学”则是对它的质疑和反思——虽然这种反思本身就值得反思。Coleman(2004)将与英美主流经济学路数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归为反经济学阵营，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响应”，从法国对于反雅各宾派本能的反应，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Ruskin的替代经济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维伦纽夫的政治经济学信仰，亨利·凯里、汉密尔顿、李斯特的民族经济学，到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凡勃伦、罗斯巴德，德国社会学家如韦伯、桑巴特、波兰尼等等。

Waterman(2005)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到底什么是‘反经济学’？它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还是说仅仅是一堆从较为靠谱的马克思与斯拉法到完全失去了理智的Barruel与Ruskin之流的不顾一切的对象的大杂烩？……或者更加明确一些，它是不是更像科尔曼的计划或凯恩斯的建议那样，将经济学理解成一种‘思维方法’而非一个‘知识实体’？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关于Coleman观点更为丰富的解释——所谓的‘反经济学阵营’的提法，……剑指的并不是任何经济学文献或学说，而仅仅是对于我们经济学家做研究的方式‘有看法’……尽管我们可以（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好的辩护，但它（Coleman的书）是各种（对于经济学的）诽谤的集合，是所有那些相信存在一个叫做无形的社会力量（包括集体主义观念、对于金钱的道德和美学考虑、对于工具理性的宗教信仰等等）的观点的集合。”

这个批评十分有道理。其实不难发现，在很多时候，看问题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的评价。Ian Castles(2014)以生动地笔触述了政治经济学坎坷的发展道路上所遭受的责难，他说：“一般认为，在经济学家们中可以看到一种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他们对待公共议题的态度之间的清晰联系……（然而）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往往领先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一点甚至对于那些被视为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成立……经济学家们在社会与民族议题上的看法往往如此激进……（以至于本书）讨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面临着恶毒的口头攻击。讽刺的是，在20世纪晚期，他们都普遍被保守主义的智慧当作了他们自身所反对的错误意见的代表。”由于方法论注定与价值判断有关系，所以经济学家们成为了被争论（误解）最多的知识群体之一。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一位思想家可能兼具两种方法论取向的气质。

以亚当·斯密为例，斯密的理论同时具有两种方法论倾向，后代的经济思想家们在这里吸收了各自需要的东西。一方面，《国富论》在全书编排过程中，前四篇是原理部分，最后一篇是政策部分，大有美国哈佛学派SCP分析框架的味道，换言之，在斯密的经济学框架中，理论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政策含义从理论中得到（即便事实并非如此），而非像西斯蒙蒂那样政策观念先于理论。其次，斯密将理性人与道德人的讨论分割在了两本著作中，道德人充当市场经济的底限，而理性人则在市场中发挥驱动力量，它们是同一个人性的两个不同方面，人性的一部分构成了斯密经济理论的基础，这是斯密经济理论“科学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国富论》中，斯密为政治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为人民提供充分的收入或生计，更恰当地说，是使其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个目标是，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

在当时，斯密的《国富论》受到了来自科学方法支持者的责难。Castles在书中提到： “在发表《国富论》5年之后，一位叫Coleridge的在20世纪因为对于科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而被铭记和赞颂的人写到：整本假装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骗人的玩意，我曾试着去阅读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结果只是发现了一堆诡辩的多样观点，却不是一个单一、确定且重要的，从一个可信、符合最基本道德原则和大众认知的前提假设推导出来的结论。”

另一方面，《国富论》也受到了大量来自政策制定者的热情赞扬：“Mackintosh……作为一个议员、学者、鼓动家、历史学家和哲人，是在那1/4个世纪中最著名的斯密革命的支持者，他写道：亚当·斯密的大名取决于《国富论》……在几年间，它已经开始改变法律和贸易，且已经打通了它通向对于人类思维进行革命与提升的抽搐与征服的大路。”我们可以看出，其赞扬的落脚点很大程度上在《国富论》的政策意义上，这也正是斯密综合性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体现。

在亚当·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者李嘉图身上同样兼具两种方法论特点。事实上，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英国经济政策的思考。《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具有政策导向性，它是李嘉图在《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写成之后才着手写作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用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他的政论做支撑。斯拉法在其主编的《李嘉图著作与通信集》序言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原理》一书的写作情况：从李嘉图与詹姆斯·穆勒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写《原理》时非常苦恼，因为他在“文字写作”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李嘉图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遇到此类问题也很正常。穆勒此时充当了李嘉图的“教师”的角色，“当他（穆勒）对写作方式提出进一步指导时，他始终坚持李嘉图应该把他的读者当作是‘不懂这一问题的人’。穆勒还给他出了一个练习题，叫他（李嘉图）对自己经常叙述的命题——‘农业的改进将提高资本利润，并不会直接产生其他影响’，一步一步地提出证明。”换言之，李嘉图至少在接受詹姆斯·穆勒的帮助之前，对于写作技巧的训练是缺乏的，而众所周知的一点是，写作技巧与思考逻辑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最初应该不会是通过“一步一步地证明”得到的。最后一点，《原理》一书的章节安排与《国富论》十分类似，前半本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后半本是赋税理论，理论主张与政策主张兼具。

三、世纪初的“同代人”

前文提到，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同时具有两种方法论的特点，当历史走入了19世纪，在最初的那二十年里，三位同代的经济思想家则出现了不同的方法论取向。萨伊（1767-1832）采取了更加聪明的做法，他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研究对象，使得自己的著作条理清晰、易于阅读。正如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李嘉图（1772-1823）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风格，他没有像同辈人萨伊或者后来的西尼尔那样，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局限在某些领域，而排除其他领域；李嘉图的《原理》与《国富论》类似，依旧是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只是显得更加杂乱而已。西斯蒙蒂（1773—1842）是一个异类，他被列宁称作“经济浪漫主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何种方法论取向的作者，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科学”的，这一点在萨伊那里是如此，在西斯蒙蒂这里也是一样，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如此。但差别在于，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解不同。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代表了人类对于自身最为理智的思考模式。它彻底排除了自己所无能为力的“改变世界”的那部分，仅仅以自己所能，去认识自己能够认识的世界。这种思考模式的发展源远流长，它起始于萨伊的宣言：“只在我们明白确定研究计划和研究对象时，科学才能确实的进展。否则，我们只能东鳞西爪地掌握少数真理，而看不出它们的联系，看到又许多错误，而看不出谬误所在。”凭借萨伊的影响力，以及这段放在序言第一段的振聋发聩的宣告，一定会使我们陷入沉思：是啊，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经济学？

萨伊区分了“政治学”和“经学”，使得它们不再混为一谈。政治学局限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而经济学局限于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萨伊说：“自亚当·斯密以来，著作家似乎都把这两个很不相同的研究截然分开。现在，一般都以政治经济学来称呼研究财富的科学，而以政治学来称呼描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各国互相关系的科学。”这种区分一直都存在，如前文所言，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存在这种区分。但萨伊的意义在于，他将政治学排除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政治经济学考虑到农业和工业，但它所考虑的只是该业中和财富的增长与减少有关系的方面”，而不涉及具体的经验技巧——这使他与威廉·佩蒂等重商主义思想家们区分开。此外，他也批判“经济学派”（重农学派）的做法，这些都是应有之义了。

但是，萨伊绝不是那种不顾联系一味割裂理论的思想家。萨伊强调“斯密博士没有把这些不同的研究问题混在一起，但他和他之后的作家没有注意另一个混乱来源”，即科学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统计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描述事实，而政治经济学分析事实与事实背后的联系。而为了达成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他所做的是限定问题的范围：“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并不需要熟悉很多事实。重要的是掌握基本的和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个方面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够从这些事实推出正确的结论，并是我们所认为的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是来自于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萨伊心中，政治科学应该像“严正科学”（数学）一样由一些基本原则搭建起来。

西斯蒙蒂于1819年完成《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部作品代表了与萨伊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在综合性的方法论中，社会科学应该包含价值判断。西斯蒙蒂说：“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而科学取向的方法论持有不同的观点，后者排斥价值判断。说到这里，读者们大概认为，所谓的“综合”方法论取向，就是将伦理、道德、情感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但并不是这样：包含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并不等于把不同学科混杂在一起，而是说要有更加综合的“问题意识”。

与萨伊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不同，西斯蒙蒂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着重考虑的不仅仅是财富本身的规律，更是人同财富的关系。“英国人认为放弃需要劳力较多的作物更为经济，于是使久居家园的耕作者有一半失掉了工作；英国认为用蒸汽机代替手工业者更为经济，于是就频频解雇城市工人……大家请看，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了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

为了实现这种以人为目的的目标，西斯蒙蒂提出财富增长同人口增长相一致的理论，并且财富必须按照合适的比例在人口中进行分配。换言之，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点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而他的理论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目标而提来的。西斯蒙蒂批评萨伊和英国经济学家们，“在我看来，这般人经常忽视在他们的定理的相互关系上的一切障碍”。西斯蒙蒂将对于经济规律的考察放在了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社会因素（包括不平等与失业）成为了他的研究对象。

S. E. Stewart(1984)评价西斯蒙蒂说：“他的道德批判与对于资本主义进行国家遏制的提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品……站在20世纪的角度来看，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西斯蒙蒂要比自由贸易论者与与现实主义者更加可感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一评价，首先，西斯蒙蒂的《新原理》本身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去“认识世界”所作，其目的在先而解释在后，这一点与马克思类似\footnote{这一点与科学本身并不违背，但却被某些哲学家批评为“目的论”——就是“阴谋论”的意思，岂不怪哉？}；其次，西斯蒙蒂的研究与科学化了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更加可感知”，因为除了财富的规律意外，它让我们接触到了人的状态。

四、50-70年代的发展

约翰·穆勒（1806－1873）是古典经济学的综合者，他于1848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这本书被评价为19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它看起来也似乎兼具两种特点。穆勒将他的主题分为生产、分配和交换三个部分，他在序言中这样评价自己的《原理》：“本书的构思不同于英国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后所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他（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方面经常进行远多于纯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他对为了实践的目的来掌握这一主题，提出了有充足理由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在众多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只有《国富论》这部著作，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上层社交人物和国会议员们心中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约翰·穆勒赞赏这类研究，并宣称的工作是更新已经过时了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并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但事实上，穆勒与综合方法论有很大的差异。

约翰·穆勒将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普遍原则上：人类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天性。Finn(1987)详细讨论了这种方法论。首先他将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主要涉及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差异归结为“解释与说服模式”的差异。所谓的“解释模式”，其实也是思想家们的思考模式。Finn分析了穆勒的分析逻辑。对于穆勒来说，一个事实B总是发生在A之前，我们就称B是原因而A是结果，所以事实就是一连串事实之间的关联。并且，自穆勒开始，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往后的一百年内的主要争论，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优劣。而对于穆勒本人来说，用归纳法概括出一系列个体事件背后的群体联系，才是我们获得超越经验的认识的唯一路径。但这就为穆勒的科学取向方法论带来了一种困惑：

“然而对于穆勒来说，道德科学对待复杂现象时提供了更少的实验的可能性，即使能够实验也不会应用在关键问题上。结果，政治经济学的起始点就必然落在从事实中归纳的一些基本原则，而其解释模式由此变成了一种演绎。穆勒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始于一个基础假设：人类欲求最大化的福利。这在今天被称作非经验性质的初始点，而穆勒对于纯粹精神哲学原则给予了一些信任。因此，考虑下面这个概念：证据的标准。我们会看到，为了科学意义上的可信的证据，穆勒事实上允许在经济学内部存在一些含义清晰的‘非经验标准’。

“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时，穆勒的解释模式仅仅来自于一个基础——对财富的欲望。而如果事实要求其他的假设来解释它，穆勒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因素，事实不仅仅要用经济学来解释，还依赖于法律、道德等其他涉及人类生活的因素的解释。这就使得经济学放弃了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事实上转而向纯粹精神哲学寻求帮助。”

即使号称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品，也不自觉地具有了更为清晰的问题域，并主动排除了“超经济”的讨论内容——经济与超经济的区分又何尝不带有强行区分的痕迹呢？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所谓的指导实践的那些理论，其实也仅仅是部分地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推论上，而部分地建立在对于道德、伦理、法律等议题的猜测上而已。

两年之后的1850年，又有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问世：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它们恰恰代表了这两种不同取向的方法论的不同发展命运——西尼尔是正统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而巴师夏则被当成为了一位“需要被重新发现”的经济自由主义“鼓吹者”。

西尼尔（1790-1864）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限定了这样的范围：“这类研究（包括斯图亚特、斯托赫、西斯蒙蒂、麦克库洛赫等在内的经济思想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无疑非常重要，但不容易确定其范围……所涉及的是足以影响经济学家对于其活动企图加以指导的每个集体的社会状态的一切知识。我认为这类研究远远超过了任何专题论著的范围，事实上也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的精力。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和读者双方所注意的，应当以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为限。这比听任自己脱离正规，而趋入环绕着政治经济学比较狭窄的路线的那些更加引人入胜、更加重要但是界限要不明确得多的领域的办法要好得多；这样就可以产生比较鲜明、完整并且比较有教益的作品了。”

可见，西尼尔对于科学取向的方法论的论证，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1）财富的性质、生产与分配这一问题，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构成独立学科的那种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了；（2）从研究的可行性角度来看，不宜将研究主题漫天铺开，那样做尽管“更加引人入胜、更加重要”，但是往往得不到“比较鲜明、完整并且比较有教益”的研究成果。所以，科学化的方法论是相对而言“性价比”最高的方法论，多么的难以辩驳！不得不说，当前有很多经济学研究者就是这样看待主流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异端流派们的共同缺点，以及主流经济学自身的优势的。

巴师夏（1801-1879）对于自由主义的鼓吹则具有与综合方法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与许多政治经济学家类似，巴师夏力图从一个人性的基点出发来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所找到的是灵魂的感受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和活动，这两个灵魂的特点激励人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他说：“我努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成一个简明、正确和丰富的原理。……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人。但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人的一切。……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才责怪政治经济学缺乏伦理学的魅力和柔肠。你们可以反驳说：果真如此吗？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它说成它实际上并不是的那种东西。如果说，以财富为对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易，因其广泛且复杂而确是一门科学，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它保持原貌，不要逼它用含情脉脉的语言去谈论利益。”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巴师夏的观点似乎与“科学”取向的方法论更为接近，但并非如此。在巴师夏的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不是政治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区别或联系，而是它们之间在结果上的和谐：“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伦理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它们之间的和谐，对下列重大课题作一番审视：个人利益、财产、公有、自由、平等、责任、互助、博爱、团结等等。……在把人刮得东倒西歪的旋风中，我如果只在书中做一些抽象的论述，就不会有人去读它。”

所以，巴师夏的经济学视角（或者说问题域）是综合性的。他这样讥讽萨伊道：“还有人说，财产以及财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这个课题太大太重要了，为什么不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呢？除非经济学的结论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结论彼此矛盾，否则我很难理解这种职责。我们倒是可以告诉职责者：‘你错了，因为你给自己画地为牢；其实两个真理不可能彼此冲突。’我……可能会证明，研究财富的科学与其他科学是相辅相成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巴士夏难登理论的大雅之堂，但却在民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似乎预示着两种方法论取向的某种“变异”，理论界也出现了“雅俗之分”，一旦涉足更加充满诱惑力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就在象牙塔里失去了位置，而要保住这个位置，就需要一本正经地讨论科学问题——当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问题范围。

进入70年代，随着边际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计划的推进，方法论的区分越来越清晰化，也逐渐带有意识形态的“高下之辨”。综合方法论渐成异端，而科学方法论逐渐成为了主流。

综合方法论在马克思（1818-1883）那里得到了最为深刻和主动的贯彻，马克思似乎成为了这种方法论的代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卢卡奇（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称作“总体主义”而推崇为“辩证法的支柱”。对于卢卡奇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以至于“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而无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可见总体主义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卢卡奇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他认为，而那种无关历史、不涉及表象与本质联系的科学分析，也注定是不科学。

但事实上，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胜利，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瓦尔拉斯（1834-1910）是边际革命中的代表，他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花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这可以说是对经济学做出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方法论总结，他提醒我们去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以及亚当·斯密与萨伊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瓦尔拉斯的解释非常接近现在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是实证的。他这样评价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并使政府获得充足的岁入，这无疑都是崇高的目的。……但在我看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门科学的目的。实际上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及成果好坏的情况下不断追求纯粹的真理。”瓦尔拉斯的批评对于当代经济学者而言很好理解，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科学”与“艺术”的区分、“实证”与“规范”的区分等等思考，在瓦尔拉斯这里就已经存在。

此外，在瓦尔拉斯看来，萨伊所犯的错误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看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割裂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这比斯密的错误更坏，斯密充其量只是将政治经济学看成一门“技术”而已，方向还是对的，但是萨伊却使用割裂的观点看问题。瓦尔拉斯之所以这样评价萨伊，主要是由于他自己主张一般均衡的分析思路，但是，他的方法论取向与萨伊比较，在本文的意义上是一致的。

我们会发现，在瓦尔拉斯这里，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再是限定主题范围那么简单，它彻底重塑了古典学派的“提问方式”，用我们现在称为“实证经济学”的“问题”与“规范经济学”的“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这也是边际革命兴起的另外一层意义：发迹于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风格被英格兰和法国的实证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五、总结

本文按照历史顺序，梳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近一百年间，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演变历程。本文认为，贯穿始终的方法论之争的主线，在于“科学”倾向与“综合”倾向的竞争。最终“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成为了主流，而“综合”倾向的方法论则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说，成为了异端。本文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仅仅是增益了以往的一些正确见解而已。

政治经济学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当然是人类的幸福，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哪些议题才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不同的思想家的思路是不同的——他们的方法论存在差异。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是一种“有耐心”的方法论，它把学科的视线限定在某些可以研究的领域内，压制自己的表达欲，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而综合取向的方法论则是一种“有信心”的方法论，它把最重要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并不局限在纯经济的领域，很显然，持有这种方法论的学者认为通过系统的研究，社会的真相是可以触碰到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对不同的方法论做出一些评判，那么，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不同方法论之间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事实上，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方法论都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和成熟的自我辩护的逻辑，也都有各自的短板。

但是，在熟悉了方法论的演变历史和自我辩护逻辑之后，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究竟哪种方法论更加可行？此外有没有这种情况，两种方法论都将最终走向失败？

科学方法论具有这样的危险：它过分忽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极容易被人当成是精致的艺术品被遗忘在图书馆的陈列架上。在科学方法论的语境下，如瓦尔拉斯所言，经济学要寻求纯粹的真理，而不追求现实中的应用。从穆勒开始，经济学就面临这样的困惑：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诸多现实，它必须要寻求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帮助——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并不明显。我们绝不应该像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批评地那样，将整个科学原则说成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的现代性神话，因为当代科学化的经济学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可避免要质疑科学化的危险，当一个学科被社会普遍归类于“学院派”的“自娱自乐”，它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科学化的经济学的自救措施，是为我们画了一张有深意的地图。Krugman(1993)这样描述科学化的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正如我们应该用精确测绘的方法来绘制整张地图，而不应该像15世纪欧洲的那些地图学家们那样，把各种神魔鬼怪绘制在尚未知晓的角落。当我们翻开15世纪探险家们的地图时，会发现那些地图异常丰富多彩，充满了神秘的传说，引人向往，但是当我们打开18世纪的地图时，却发现，非洲大陆变成了一片空白——它的轮廓更加清晰了，但是它的内部那些神秘的东西全都消失了，留待精确制图者们去填补。科学化的经济学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是一点点用精确的测绘去填补那篇空白的大陆。到了19世纪，非洲大陆的内部再次丰富了起来，这一次是精确的图标和位置、详细标注的山川与河流。但问题是，社会并不是那些不变的山川与河流，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我们不能期待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去填补过时了的东西，还要为这个东西赋予多么伟大的意义。

综合方法论会不会比科学方法论表现地更好一些呢？很可惜，并不会更好，甚至还会更加糟糕。所谓的综合视角会不会成为一种因果之间的错误连接呢？毕竟何为重要因素，何为次要因素，这一点难以判断，并且受到不同的立场在话语势力上的左右。那么，我们还能够通过此类分析把握到真正有价值的规律吗？现实本来就已经纷繁复杂了，通过限制问题，将讨论的内容局限在可讨论的范围内，不是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吗？否则，我们极容易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毫无意义的无休止争论之中。

诚然，西斯蒙蒂的经济学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表达了非常感人的人文关怀；巴师夏凭借出色的修辞才能四处宣扬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马克思的理论探究社会社会关系的深层秘密，将一群人的命运放在一套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之下加以理解，其深刻性令人印象深刻。所有这些容易使人亢奋的理论家都隐藏着另一种危险：他们的理论使得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社会的真相，进而急切地去响应“改变世界”的口号。

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综合视角分析和机械化的结构分析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将那些诱人的话题纳入讨论，极有可能得到毫无意义的结论，因为人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全面”等于“综合”，结构分析就是“总体主义”，而二者之间区分的程度又的确很难把握。如果真的陷入这种漩涡之中，机械化的思维方式将比小心谨慎的科学方法论更加危险，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得人们过度自信，它的“批判性”又使得人们过于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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