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父亲》这本书是卡夫卡在36岁（1919年）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长篇书信，其意图是要像父亲解释为何自己总是与父亲之间存在隔膜，这封书信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抱怨，批判，但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卡夫卡至死都没有将信寄出。这是一本家庭关系领域的奇书。如何从家庭关系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理解卡夫卡的行为？这就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

书信中，卡夫卡表达出自己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父亲对待自己的态度，并将自己从小所受的“委屈”讲述出来。他说：“我不相信，我竟会特别难以驾驭，我不相信，一句好话，悄悄地拉拉手，和蔼的一瞥竟会不能从我身上要去人们想要的一切。……处于您的天性，您只会使用威力、大叫大嚷和发脾气来对待一个孩子。”卡夫卡回忆自己童年时代跟父亲怄气，故意吵着要水喝，结局很悲催：“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晾台上，他使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这种委屈就像孩子的心理一样永远挥之不去。孩子产生这种“委屈”的情绪非常正常、易于理解，它是在父母对自己而言依旧非常“重要”的时候时常产生的情绪，此刻作为重要他人的父亲“不理解”自己确实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也绝对是孩子内心成熟的一段必经之路。

然而，放着这个文本中，我们却不能将卡夫卡的这种倾诉理解成为一种单纯的诉苦，或者完全是为了报复父亲或取得父亲的理解而作，因为卡夫卡在精神深处其实并未沉湎其中，或者说他沉湎其中仅仅是灵魂的一种需求，而绝非灵魂的全部——卡夫卡的精神比我们想象地要更加强大。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诉苦终究是作为子代精神独立过程中的一种心灵需求而存在的：36岁的卡夫卡的确在抱怨父亲，但是又并非像我们去理解一个十六岁或者二十岁的不成熟男孩那样去针对父亲、报复父亲。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一部分目的在于幻想取得父亲的理解，但是理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从后记中马克思·博得罗的回忆即可看出。因此，这封书信可能更多是一种写给自己看、梳理自己人生的手段。

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待这封书信，可能才真正能读懂这本家庭关系领域中的“奇书”。

（2）形象高大的父亲与内心自卑的卡夫卡：寻求尊重

卡夫卡与父亲的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寻求尊重，这一点很合理，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尊重的需要在卡夫卡这个年纪或许更加重要——事实上他一生也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过尊重。

不够独立的子代在一个“社会化的父亲”面前寻求尊重，这或许是家庭矛盾的一个永恒来源之一。在此处，我依旧要引用费孝通在《生育制度》这本书中对于家庭关系尤其是“社会化的父亲”的阐释——母子关系具有自然属性，而父子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婚姻的目的在于稳固这种“社会化的父亲”的角色，使其承担父亲的责任。因此，对于一个社会化的父亲而言，儿子的工具价值（将）会大于情感价值，这一点在孩子童年时代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在孩子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处于青春期的不够成熟的子代，其情感价值已经逐渐消退、工具价值尚未体现出来，“父亲瞧不起儿子”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子代急于获得尊重，而这种尊重不可能实现，因为他的工具性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自然会产生代际的矛盾冲突。

这种解释似乎可以理解卡夫卡的处境：“我年龄越大，您可以借以证明我一文不值的材料也就越多；在某些方面，您的看法果真渐渐应验了。”

在卡夫卡第三次向父亲宣布了自己的结婚计划之后，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爆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父亲讽刺了这个计划：“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妮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要和她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一个星期以内就要结婚，甚至明天，最好是今天。我不明白妮，你是个成年人了，妮是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啦。”卡夫卡对于这次冲突淡然处理，并没有突出强调父亲对于自己的鄙视，但是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窥探到卡夫卡内心滴血的状态，因为父亲的话语显然戳中了他最为敏感的地方——“什么能耐也没有”。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书信的结尾处最为深刻地体察出来，卡夫卡模仿父亲讥讽自己的口吻，实际上是一种自嘲：“……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你在这个问题以及在其他问题上无非是向我证明了，我所有的职责都是合乎情理的，如此而已，在这些职责中，还应该添上一个特别合理的职责，这就是职责你不坦率、阿谀奉承、过寄生生活。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封信本身就足以证明，你是靠我过寄生生活的。”显然，卡夫卡内心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在父亲的眼中，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也是他真正害怕的。

或许“寻求尊重”这种心理动机可以很好的解释卡夫卡的行为，但是这只是浅层词上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卡夫卡写作这封书信的时候的真实心灵状态，而非仅仅基于推测来理解卡夫卡的内心世界。如果寻求尊重真的是最为重要的核心需要，那么卡夫卡结婚就是了，但是卡夫卡三次订婚，而又没有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一切从根源上归咎于父亲，但是自己又希冀能够对此进行一番探寻——他的文学事业某种程度上就是根植于此。

（3）“沉湎其中”的卡夫卡：情感矛盾的状态

结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卡夫卡对于婚姻的质量要求非常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非常看重婚姻和家庭，这可能来源于对于自己家庭缺憾的弥补心理，但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矛盾的状态：“我并非如您所说的因此对家里就没有感情了，相反，我倒是还想着家里的，不过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说的，是指想从内心脱离您（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卡夫卡处在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摆脱父亲”的过程之中，他为这一心灵历程赋予了崇高的仪式感和深刻的意义，以至于占据了他人生的全部，这是他选择的结果，一部分原因可能正如他所说——处于自己的懦弱，但是他的敏感却为他在死后争得了莫大的荣誉，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摆脱父亲，但是又不能完全脱离父亲，这种状态在结构化的家庭社会学理论与传统的精神分析中真的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且不谈及很远的东西，卡夫卡的这种状态影响了他的求学历程、结婚经历，他在订婚之后又恐惧结婚：“我在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被捕获，他不只是想逃跑，而且他打算将监狱改建成一座消夏别墅，供自己居住。而他要逃跑，他就改建不了；他要改建，他就逃跑不了。……如果我想求得自立，那么，我所做的事就必须尽可能与您没有干系；结婚虽然最重要。”网络上有一段博客评论地非常到位：“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引自：http://edu.sina.com.cn/literature/celebrity/master/4/987.html）

卡夫卡在写作之中放逐自我，也找寻自我，写作正好符合了他所期待的那种“永远处于摆脱父亲的征途”的高峰体验之中，以此获得对于人生的理解：

“……这令人想起一条蚯蚓，这条蚯蚓尾部被人用一只脚踩住，它将前半部挣脱，挣扎着向一边爬。脱离了您，我多少有了点自信，我可以喘一口气了。您当然马上就对我的写作表示厌恶，这种厌恶魄力地受到了我的欢迎。每次我把我的书给您看时，您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给您拿书来看的时候，您多半是在打牌）这虽然挫伤了我的虚荣心、我的功名心，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心里却感到舒坦，……它在我听来好象是说：‘现在你自由了！’”

卡夫卡所寻求的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他一生的真正事业，他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自己弄清楚这一点。他最初把信交给父亲的打算，以及后来放弃这一打算的行为，都暗合了这一理解：他想像父亲证明，自己确实在从事非常了不起的事业，自己不像父亲所说的那样不堪；但这种“事业”显然不可能为父亲所理解，因此他放弃寄信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自信而又无奈的行为。正因此，他才会以这样的话语作为结尾：“经过这一修正，我们取得了某些非常接近于真理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俩稍稍受到安慰，我们会活得轻松些，也死得从容些。”

References:

[奥匈]卡夫卡.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费孝通.生育制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