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先生的《解读中国经济》这篇文章发表于南京大学农业学报（2013.3），是一篇学术报告。由于林先生兼任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所以在南京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中做了这个报告。笔者对于林先生所创立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说并不了解，希望能够利用开博客的方式督促自己进行一些阅读，以加深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但是，读完之后，笔者实在不敢认同林先生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现在距离林先生发表这篇报告已经过去了三四年，不知道林先生是否还认同自己当初的观点？

所以林先生接下来的工作是要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在1979年之前中国未能取得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没有能够取得高速增长的原因。为了使得自己的观点更加完备，林先生势必还需要分析中国为发展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最后，林先生作出了一个长时段(20年)中国经济表现的预测。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林先生的文章有48篇参考文献，其中中文文献有3篇（均为统计数据），足以证明林先生的功力之深厚，阅读之广博，因为当前前沿的经济理论，以及真正对于中国经济有理性客观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是以英文形式发表的。

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梳理一下林先生的主要观点，并做一些粗略的讨论：

首先，一个后发国家的增长“潜力”取决于什么？按照林先生（或者说新结构主义）的观点，取决于先进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差距。这一点可以说是林先生一切理论的起点，也是最为重要的论点。更具体而言，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真正表现，在于人均意义上的GDP的提升，而“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都是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是最重要的增长之源——这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而技术是具有扩散效应的，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接纳先进国家的技术扩散，是实现赶超的最重要的方式（如果要靠自身积累技术来取得9%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结论就是：后发国家的增长潜力，取决于它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这种观点当然有很多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来支持，但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经济增长中的收敛论观点。各国经济是否真的是趋于收敛，这一点本身存在争议，所以，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应该将它当作绝对正确的结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林先生所论及的增长的“潜力”（或者说增长的“极限水平”），是作为其理论的起点被提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说。我们接着梳理林先生的观点。

接下来，既然增长“潜力”已经是确定的东西了，为什么有很多国家不能实现它的增长潜力呢？因为增长潜力的实现受制于很多条件，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林先生分析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何不能实现快速增长。以及同为转型国家的东欧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后进国家为何不能实现快速增长。一方面，改革前的中国没有接纳技术转移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国内计划经济对于价格信号的扭曲、资源的错配，最终都体现在对于人们激励的扭曲上，改革开放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点，并且采取了现实的态度，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利用后发优势发挥了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并逐渐积累了资本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这里的分析我个人完全赞同。

所以，林先生的理论立足点，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以及技术的扩散效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不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采取了多么正确的政策措施，发展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这是从林先生的理论中得到的一个合理推论。另一方面，把技术扩散、比较优势看作是后发国家的发展“潜力”的最主要因素，还将深刻影响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式的判断。林先生正是基于此，基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得出中国还将继续保持20年的8%以上的经济增速的结论的。同时，具有迷惑性的一点，也是看起来很合理的一点是，林先生将不能实现这种“潜力”的原因解释为我们已知诟病的一些社会问题——中国发展的代价——如城乡收入差距、腐败、教育投入不足。

那么，我们的增长“潜力”是否真的没有发生变化？

林先生的理论中让人不舒服的一点，就在于他过度强调了增长“潜力”的愿景，而没有讲清楚实现这种增长“潜力”的方法。也许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潜力”无法实现的问题，而是这种“潜力”究竟还存不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的后果，简单地归因于技术扩散与比较优势，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不论你读了多少英文文献、或是做了多么“严谨、科学”的数据分析。或许是因为林先生的学者气质，或许是因为笔者自身的生活体验，我对于经济增长的看法与林先生完全不同，我觉得林先生的结论是一种毫无“现实感”的研究结论。开一句玩笑话，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或许我们普通人说不出来完美的理论，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分辨哪些人说得是对的，哪些人说的不对——或许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的实践理性，又或许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自然也就有一定的判断力。

我完全不接受依靠中美之间的人均GDP差异来判断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速的做法，也希望政府不要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

就我自己思考而言，经济发展绝非一句假大空的技术扩散、比较优势就能拼凑出来，而是要由无数发展的“细节”堆积起来，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环境、制度、资源、技术的改进，这些才决定一国增长的“潜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人的发展——一个国家人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水平。

“教士和僧侣多，使得法国国王的人民减少；海员和水手多，使得英国国王的臣民增多。”——威廉佩蒂（《政治算数》）

References: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