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了《启蒙辩证法》之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批判一切的错觉，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与集权主义之间的隐秘关联作了合理的剖析，并且将启蒙与神话联系起来考察。他们的工作发现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联系：启蒙驱逐神话，神话实现启蒙，启蒙坠为神话。启蒙宣扬理性，但是在自我持存的原则之下，启蒙又罢黜了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机制的大众文化，在强化了启蒙的同时，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欺骗。此外，书中还讨论了反犹主义等其他问题。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只对比较难懂的《启蒙的概念》一文的基本逻辑作梳理——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庞杂的任务。

（1）神话与集权

在《启蒙辩证法》的书中，作者并没有首先讨论神话。但是，为了在作者庞杂的论述中寻找一些逻辑，本文决定首先梳理一下“神话”这个概念。由于这些叙述散落在文中各处，所以它们之间外在的逻辑性不强。

在神话产生之前，作为一种“前神话”阶段的萨满（巫术），是人类的一种“任性”与自然的状态。作者认真讨论了萨满（巫术）的特点，认为它还没有到达“神话”与“启蒙”的程度。

首先，萨满巫术缺乏自身的权利意识——它们还没有力量将多质的世界化约为同质，它们还要利用自然中的“风”、“雨”、“蛇”来扮演，在这样的时期，世界还丰富多彩，还留存着“区分”。然而，在权利的世界中，在“神话”的控制里，“文明人而言，那些极乐世界的一般禁区才可以分成一种同一的宇宙秩序，一种包含一切巧取豪夺的可能性概念。”（Page 7）同一性给“强取豪夺”带来的可能性。

此外，巫术中的出现了“替代物”，但这种“替代”尚不随意，也就是说，巫术之中有一种“当下的神圣性”，被遴选的事物往往不可替代，就像一只图腾不可以被其他的物替代一样——每一头老虎都是祖先的全部。

第三，作者发现巫术并非建立在“观念万能”的基础上，也不认为“思想过程高过现实”，它们只是一种对自然的模仿，尽管这种模仿已经有了神话的影子，但是它还不能将自身抽离于客体，它还是自然本身。“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认定，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page 7）

总而言之，巫术是一种“操作实践”，而不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实体，巫术的实践就是去扮演自然，而不是试图去与自然产生区隔，转而统治自然。曼纳的特征恰好与巫术契合，曼纳是整个自然的代表，“曼纳是矛盾两极的未分化状态。因而，在曼娜之下，人们看到陌生的事物时，不会反映出一种与物质实体相对应的精神实体，而是会面临整个自然状态。”（page 11）它是神话与理性的前身。

神话则与萨满不同。作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即神话包含着一种集权的倾向。

这种集权倾向首先体现在神话的等级性上。神话之所以发展出等级性，在于其在漫长了历史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说教。“神话在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代替各地神灵鬼怪而出现的，是天堂和天堂的等级制度；代替巫师和部落的天职出现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祭礼和以强制性命令为中介的不自由劳动力。”（Page 5）在神话中，权利成为了一切关系的原则，神与人不再像巫术中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一样通过扮演来取得联系，神与人的关系被割裂开来，自然与个体的关系被澄清，被理性化，“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利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面对这种理性的同一性观念，神与人的分离已经变得无关紧要。”（page 5）一种人与自然的割裂从神话中体现出来。

这种等级制暗示着一种“君王”与“危险”的“距离”，它具有一种“内在性”的特征。君王不可能真正将自己置身险境，他的勇士与仆人会保护他与他的王国的安宁。他总是远远的俯视，眺望，他永远处在安全的地界上。不越雷池一步的安宁是一种内心新的恐惧，也是一种神话内容的“内在性”的生动说明。君王们“远远地长观着放牧人、牧羊人、养猪人和仆人等一群细致划分的民众。黄昏已临，他只有从他的城堡中看到万盏灯火遍布村野，才能安然入睡：他知道，昂首挺立的仆卫正严阵以待，时刻提防着野兽的侵袭，同时他们也准备把窜入领地的窃贼强盗一一赶走。”（page 10）

与此同时，神话的“再现原则”也展现出“内在性”的特征。神话是服从“再现原则”的，“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page 8）再现的要求是对历史的回顾，一种宿命与循环的视角充盈其间，神话没有新的内容。这就是一种结构上“内在性”的体现。

借助“内在性”，神话消除了“未知”，同时生产了新的“禁忌”。此外，神话是一种“矛盾”的“统一”。神话总是混合进了相反的东西，幸福与不幸，正义与邪恶，往往同时聚焦在一个神的身上。他可能暴虐无常，又同时是正义的化身，而这种矛盾的背后遵循的恰恰是“等价原则”，“每一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每一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的说法——笔者），正义与罪恶只不过是等式的两端而已……人与神都试图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以另一种方式评价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盲目听任命运摆布，但现实最终战胜了他们。”（page 12）神话中发展出来了一种辩证法似的思维方式。

神话是一种“象征”（page 12），而象征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由图像到符号，神话获得了永恒。这样，神话转变了。神话变成了一种对自然（现存世界）的合法化，同时，神话变成了周期性上演的“符号”——旨在内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用习俗的力量让人们在重温已逝的昨天中获得慰藉。

（1）神话只是在于合法化自然：“本质而言，对女神的劫持和自然的死亡是一回事。”用神话来解释自然现象，这与用启蒙（一种已经事先有确定性的真理）来解释自然是一样的。

（2）神话中的时间概念固化：“随着时间意识的确立，过程也在已逝的时间里被固定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每一个新的季节交替的过程中，人们求助于那些逝去已远的事情，试图在仪式中抚慰对死亡的恐惧。” （page 20）

读完《启蒙辩证法》，如果要问一句“什么是神话”，我认为，恐怕最为贴切的解释就是“偶像崇拜”。神话是一种偶像化，是一种绝对的崇拜。这种崇拜与巫术具有层次上的不同，因为巫术的崇拜并没有绝对化，而神话的崇拜是绝对化了的。这种崇拜已经日常化了，内化到每一个人对于自然与生活现状的解释中去，进而彻彻底底沦为了一种神秘的欺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神话竟然实现了启蒙。正是神话，建构了西方理性主义最为坚固的基石，“父权制的太阳神话”本身对于真理的要求(恐怕是对于同一性的要求吧)，抑制了古老的神话信仰（也就是交感巫术），成为启蒙。由于神话表现出的同一化的力量，批判一切特殊理论观点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原则”，它与形式逻辑的严密性相结合，支配着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体系。“这些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偶像的黄昏中把一切对不公正的愤慨当做统一性的内容而传承下来。”(page 8)

（2）启蒙对于神话的驱逐——启蒙的理想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极具隐喻色彩的宣言，他宣告了启蒙精神的理想，尽管这种宣言有着许许多多的正向评价，但《启蒙辩证法》无疑道出它了启蒙发人深省的实质。

“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而不在于‘盲听轻信，满腹狐疑，草率结论，夸夸其谈，惧怕反驳，不思进取，漫不经心，咬文嚼字，一知半解。’我们用观念把握自然，顺应自然，支配自然。”（page 1）

启蒙精神是探求知识，并获取力量，以支配自然，它是一个“驱魅”的过程。马克思韦伯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启蒙了的世界，人们“用理智战胜迷信，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所以，知识就是权力的代表。“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操纵万物……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是统治的基础。”（page 6）只有了解他，才能支配他。

这种由知识而获取的支配，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商人比国王更能直接控制技术，技术与他所涉及到的经济系统一样也是民主的。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与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page 2）另外一方面，知识加强了劳动与实践的作用，削弱了“言论”的作用。知识的真正目标在于“操作”，在于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并不会满足于“貌似有理的、令人愉悦的、充满敬畏的和让人倾慕的言论，或者能带来启发的论证，而在于实践和劳动。”（page 2）

但是，在这“民主”的背后，却涌动着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启蒙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计算，如何操作，它忽视对于“意义”的探求。要想唤醒这个已经被诸神迷惑的世界，就必须要将诸神的影踪完全的驱离，根除久已积存的泛灵论，让计算理性的光芒照亮遥远的被鬼魅统治的地平线。“动物的图腾，占卜的梦幻和绝对的理念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看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动机……对启蒙而言，任何不符合计算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page 3）启蒙似乎过于矫枉过正了，又似乎过于自信了。它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通过形式逻辑、数学、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正义，让整个世界都在它可以掌控的知识的范围内——这就是神话般的内在性的体现。它用可以度量的量化约了诸神与多质，让整个世界呈现同一，正是在这种同一之下万物的价值才可以加以比较，事物才可以加以贩卖，它所宣扬的等价交换原则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启蒙中，人付出了不断异化的代价。

（3）启蒙坠为神话

启蒙与神话具有相似的特征：内在性、总体性、同一性。所以，得出启蒙坠为神话的结论也在意料之中。

“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的一切内容，甚至把自己当做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page 8）启蒙是作为除魔者而确立了理性的标准，现在又把自己当做审判者而成为了神话的掌舵者。

《启蒙辩证法》中对于这一过程的描述简直可以用精彩纷呈来评价，华丽的修辞让人目不暇接，大有卡尔马克思的遗风。

神话所遵循的等价原则（辩证法思维——逻辑至上）在启蒙理性的社会中表现为作用与反作用的新的等价原理，“在启蒙中，情况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的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原则。”（page 8）恐怕这就是理性主义的固有顽疾了——理性主义，借助形式逻辑与数理方法，运用实证主义的最高原则，将对于世界的理解限定在一种思维的推导层面上。这是一种神话般的“再现原则”，“以规律的名义更为残酷地把人们禁锢在一个怪圈之中”（page 8）：再也没有新的知识，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而这是一种启蒙内在性的表现。

启蒙的“抽象”方法与上文中提及的神话中的“距离”异曲同工，因为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要想对事实进行抽象，就必须要把自己置于疏远事实的处境中——而这正是实证主义的内在要求。

抽象给抽象者带来的是思维上的“安全感”，因为如果要进行抽象，他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思维图示或兴趣点去做支撑。抽象的结果正是将对自然的理解禁锢在思维的框架之中，这与英雄时代的诸神与阶级社会的君王并无二致，后者在远离战场的帷帐中指挥者自己的军队，决胜千里之外，赶走来犯之敌，也赶走了生活的现实，只留下空洞的安全感。

什么是“概念”？概念起源于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恐惧的惊呼。恐惧的表达成为了解释（概念）。而启蒙的意义，就是要让人们摆脱恐惧。自然本身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这就使得神话与科学成为可能。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才不会被现象所恐吓：启蒙的任务不就是用知识支配自然吗？而做到这一切，唯有通过对一切事物的概念化——神圣化才可以。“通过已经熟知的事物来检视未知事物的超验性”，“将毛骨悚然的事物神圣化”（page 11）。“人类只有假想在其无所不知时，才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因为恐惧源于陌生的事物。

这样一个过程，是辩证法诞生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分离的过程，是语言与形式逻辑的胜利，“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木，而被当做他这存在的证据，当做曼娜的栖居之所，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即同一又不统一。”（page 11）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它本质上是彻底而神秘的恐惧。为了做到消除恐惧，只有借助于“内在性”，借助于用限制自己的问题域与思维空间来消除“未知”的存在，消除自身的恐惧，这就是启蒙的本质。启蒙的结果是一种“内在性禁忌”，启蒙要用实证主义来消除恐惧，而外在性则是恐惧的真正源泉。在曼纳包围是世界里，人们将等价原则奉为偶像。（page 12）

曼娜是一种恐惧的感受，辩证思维的实质是恐惧感的呼喊。当你惊恐地称呼某物的时候，你还称呼了它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在辩证思维中，没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非其所是。这就是观念与事物相互分离的客观定义的原初形式……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义性的特征中发展出来的。”（page 11）

通过这个过程，启蒙在重复着自己的固执的同时，也设立的新的禁忌，即上文提及的内在性禁忌：“通过概念统一性实现对巫术传统以及旧的松散观念的摈弃，表现出一种由自由民通过命令所确立的生活等级体系：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自己的思想等同起来……把一切与对象相吻合的知识都变成禁忌。”（page 10）

距离就象征着对真实世界的恐惧与远离，是一种赤裸裸的内在性，它将自己的思想管理起来，让心灵规驯。

启蒙表现出了强烈的支配与集权的气质：对于个性的否定。启蒙使人民变成了群氓，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思维层次的支配被运用到社会层次之后，两种支配力量在重压着及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越是启蒙，就越是束缚——“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的陷入到自然的束缚当中。”（page 9）

集权主义的极致就是法西斯——“将正义的平等发展为平等的非正义”（page 9）。而这种社会形态，还与神话辩证法的“等价原则”相互结合，构建了完整的上层建筑：每一个人扭转厄运的正义，及其愤怒，在神话中与它们的反面相对应（统一），而在文明世界中，正义被融进了法律——一种惩罚与奖励合一的象征，一种对每一个鲜活案例统一化、抽象化化约的手段的象征——法律。

（4）语言、符号与支配

启蒙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它代表着实证主义，代表着知识与现实的分离、知识的内化，代表着一种集权与支配的气质，然而，这一切，都要通过符号化这样一个中介来完成。对语言的考察进入了《启蒙辩证法》的视野。

在前神话阶段，符号与图像时一致的，例如象形文字，兼具图像与符号的功能。符号是一种象征，图像是一种艺术。

在交感巫术时代，语言已经是一种支配的力量——曼纳。“巫师和祭祀成为语言符号的大师，将超自然权利和世俗权利结合起来，共同形成支配。”（page 16）正因为交感巫术的不成熟，它还不能把语言作为完全的内化的绝对的支配手段，但从作者的描述来看，这种语言的支配与启蒙时代的支配并无二致。处在“扮演”自然阶段的巫师们是语言大师，语言具有了拜物教的特征，其形成的支配来源于两方面：

（1）持续性：即符号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总是表现出一种符号所呈现出来的持久不断的社会强制作用。

（2）客观有效性：符号的形象固定化。“已经成为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已经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神明存在将权利移交给了与他“私交甚密”的巫师。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任何时期，符号的作用都是一种支配。

作为理性化的结果，图像与符号出现了分离。正如科学与诗的分离，科学与艺术的分离。语言也分化为“科学的语言——符号”和“镜像的语言——图像”。“对于科学，语言就是就是一个记号……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若要认识自然，就需要听任计算的摆布，需要抛弃适应自然的要求。作为一种图像，语言若要全面反映自然，就需要听任镜像的安排抛弃认识自然，需要抛弃认识自然的要求。”（page 13）科学的语言是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在数学的框架之下逐渐脱离了自然。这还是启蒙“内在性”的讲法。

基于这一逻辑，作者分析了科学与艺术、哲学、信仰等的符号化。下面我来简单选取其中一些内容作梳理。

在《启蒙辩证法》中，有关于科学与艺术分离的经典表述。“艺术与科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对立，把他们分割成不同的文化领域……根据新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正在变成唯美主义，成为独立的符号体系……艺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复制品”（page 13）换句话说，脱离了艺术的科学变成了孤芳自赏的符号，脱离了科学的艺术变成了没有原则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的悲哀。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与科学的脱离达到了极致，艺术必须证明其（意识形态的）功效性，因而在自我疏离真实存在的放逐中，具有了非真实性。艺术变成了巫术，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曼纳，艺术需要设定“截然对立于活生生的现实生存的纯粹意象”，“又汲取着此在要素”，它只是选取了想像的纯粹意象，然后做出虚假的描绘与解释而已。同时，艺术作品总是被复制，这类似于交感巫术与曼纳的特征。（page 14）

艺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达，极力要求尊重绝对性。谢林认为，正是知识摈弃人类的地方，艺术走到了前台。

关于信仰，在《启蒙辩证法》中，我读出了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符号化。资产阶级——通过信仰调和精神和此在——信仰的第一本性：将调和作为职业。例如新教徒试图直接通过语句去发现真理的先验原则，并通过符号的力量对这一原则重新赋予意义，以对词语的尊崇而不是对神谕的尊崇为代价。（page 15）这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有暗合之处，但是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信仰和成了一种危险的东西，“那些火与剑，反对改良和支持改良的残暴斗争，都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信仰原则的自我实现。信仰一再把自己展现为一种支配世界的样式——事实上，信仰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变成为它的制胜武器和特殊策略。”因为符号化，信仰成了工具，成了启蒙运动对于大众的欺骗，它“演化为20世纪的神话，并且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彻底启蒙者的手中变成了合理之举，从而把社会引向野蛮状态。”（page 15）

作为这一切符号化的结果，社会被启蒙支配了，压迫出现了集体化的特征，对于事物的否定变成了一种“确定性否定”。内在性发展成了总体性，资产阶级成了预知未来的先知。

这一切是从“社会分工”开始的。借助符号的支配，社会得以形成分工与统一：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遵从。“但是，正如涂尔干所说，这种思想范畴的社会特征还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表达，它只能证明社会与统治之间令人难以解释的统一。”（page 16）

逻辑的下一层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自我持存。由统治发展出的分工使得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而分工使得整体对于个体而言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即现实中的理性。遵从乃是一种集权社会的自我持存。于是，广大的被统治者成为了统治的帮凶。而这种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分工（除此以外人们无路可循），一次又一次带来“整体”的实现，使得整体的合法性以此方式成倍增长。“少数人对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社会压迫具有了集体特征。集体与统治统一了——“集体”开始代表“统治”。

语言是维持统治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之中，概念通常被迫做出如下假定：无论何时何地，语言都能够强迫统治者共同体统一起来。”——语言其实是借助理念、概念使得统治者统一起来的。这就留下了一种理论的张力：启蒙击碎了理念与形而上学，只留下纯粹概念化的科学。启蒙对于概念持怀疑态度，因为启蒙拒绝模糊的观念。“概念在启蒙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取养老金着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意思安全感。”（page 17）

符号化带来的另一个怪像是所谓“确定性的否定”。所谓确定性否定，是指一种对待绝对与偶像的态度：我之所以要否定那些指称上帝的绝对词语，是因为上帝本身不可被其他词语指称，否定绝对是为了肯定上帝，而不是要否定上帝作为最高的绝对。“它（犹太教）只将希望与如下禁律联系起来：即禁止把虚妄当做上帝，把有限当做无限，把谎言当做真理。拯救的保证是拒绝一切能够取代它的信仰：它本身就是在放弃幻想中获得知识的。”“任何不加积极区分的疑惑，空洞的定式，像佛教所指用的那样，都把自身置于禁止用名称命名绝对者的禁令之上：这和与其相对立的泛神论，或它的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漫画形式是一样的。把世界解释为一切或空无的做法都是神话学，通往救赎的可靠途径也都不过是纯粹的巫术实践。”（page 18）

启蒙虽然击碎了理念，但却陷入了一种唯名论之中，例如“专有名词”、排他性精确概念等，这都与“确定性否定”有相似之处。

之所以“否定”是“确定”的，就是因为这种否定本身是一种肯定。它表面上是拒绝虚假与欺骗，表面上是严肃主义，但实际上“想用它本身无法企及的绝对理念来对照绝对和偶像”，这就像是犹太教中对于非上帝的一切偶像、名称的否定，实际上是自身有一个无法企及的权威理念进而通过总体性的控制，来保证通往救赎的可靠道路，来获取预知未来的自我满足。这是一种否定性的转变。所谓“在预知未来中寻求的自我满足和在遁入救赎中进行的否定性转变”，这都只是抗拒欺骗的虚假形式。资产阶级的否定，沦为一种“意象的公正性总是存在于对其禁律的虔诚追求中”的境地！

确定性否定的结果，就是使得启蒙可以预知未来。“……而毋宁说一开始就注定要在进程中。一旦未知数在数学步骤中变成了一个等式的未知量，便说明在所有价值尚未设定之前，它就是完全可知的了。……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启蒙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区。启蒙把思想与数学混作一团，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把数学变为一种绝对例证。”（page 19）启蒙的内在性变成了一种总体性，没有人可以摆脱启蒙设定好的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辩证法》正是对于实证主义与思维的数学化绝好的讽刺：“对于代表着启蒙理性之仲裁法庭的实证主义来说，转型理智世界这一做法（用程式化的理智代替思考——自注）已经不再禁止，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咿呀学语而已。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为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连问题也提不出来。”（page 19）

在实证主义中，思维与客体分离了，思维变成了同一反复。为了完成康德的圣谕，资产阶级可谓煞费苦心。康德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科学所不能深入的存在，而科学所能深入的又并非就是存在。”哲学批判的目标式新生事物，但它却不承认任何新生事物，因为它总是去回忆，回忆那些理性常常留在客体里的东西。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是理性主义的胜利，是启蒙的胜利。康德在为启蒙精神注入自信与勇气的同时，也让哲学为这种思维方式付出了代价——固守。

这种极端的内在性，发展到了安排世界的程度，它本身就已经沦为神话。具体的论述有些重复——神话学形式包含着现存事物的本质，正如真理的永恒性被预先确定。“因此，就其本质来说，一切新事物都不过是旧有事物而已。丧失希望的不是存在，而是知识，因为在图形或数字符号中，知识把存在篡改成一种图示而加以占有。”（page 21）

终于，启蒙实现了支配。它让人们把现存的荒谬合理化，它让人的灵魂与思维异化，它让商品预设了人类行为的价值——谁要是反抗这种预设，谁就是社会的失败者，谁就要遭到社会的淘汰。

“个人只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

总体性的操控——集体让人们变成了原子——“人们自身已经成为这种总体性，并且在这种总体性面前他们已显得无能为力。”（page 22）

（5）自我持存

启蒙的恐怖就在于，它让所有人都被迫将自我持存作为道德要求甚至律法。自我持存具有了强制性。“从方法论上把一切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会再是内体、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

自我的非人化（物化）之下的自我持存，构成了理性的参照点与行动的决定因素，这是何其恐怖的事情。自我持存的强制性产生了如下结果：

（1）非人化（异化）：“对于直接的自然存在，无论顶礼膜拜还是同流合污，进步为它们所预设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进步也强烈谴责了思想和快乐对自我的遗忘。”“但是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

（2）自我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的中介：“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

（3）启蒙理性最终是一种支配：“启蒙思想再一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认识的超验主体作为对主体性自身的回忆，最终似乎也被摈弃了，并被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那种更加平稳的运转所代替。”“为了进一步实行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人格余地，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

这样的自我持存是存在社会强制性的。“按照启蒙运动或是新教主义的观点，任何人如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来直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倒退回史前时代。”这与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天职”观念的“悬崖”具有相似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对于劳苦大众的恐吓，这乃是一种启蒙状态下的价值理性。“自我持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中发展到了机制状态，并不断在或真或假这两种对立观念的原则中展现出来。”（page 23）

理性害怕自然与似水流年，以至于非要用恐吓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支配。理性的神经质将自然从社会的认知中彻底清算出去，并且用及其严苛的方式惩罚人们对于似水流年的缅怀。“启蒙精神用来代替焚身各车裂的烙印，铭刻着所有非理性的特征，因为它带来的是腐化堕落。”（p 24）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恐吓与惩罚，它们为什么导致了腐化与堕落？这是作者没有说明白的逻辑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理性难以解释地呈现出一种“中庸”的德行。“少数统治阶层同他们的保护人一起，用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决定人类整个生活的方法，维护者整个社会的持续稳定。从荷马时代一直到今天，统治精神都力图在斯库拉返回到简单再生产和卡律布狄斯无限满足需求之间的两难处境中校准方向。”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1） 启蒙产生了腐化堕落的结局

（2） 任何享乐主义都有限制，反对走向极端

理性本身发生了转化——自我持存转变为对于理性的罢黜。这一切都是自我持存带来的，如果理性本身妨碍到了自我持存的要求，那自我持存也就罢黜理性。德国法西斯的兴起，正是整个社会自我持存的结果，它源于社会整体的理性丧失。（page 25）

在这种自我持存的价值理性主导的社会中，“禁忌主宰了禁忌力量，启蒙主宰了启蒙精神。”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宣传与大众伦理早已失去了批判力，自我持存要求驯服。“……而在这些旨趣得意存在的社会里，维持形式与保存个体两者之间也只是偶然协调起来的。思想派生于逻辑的观念已经在课堂上认可了人在工厂和机关里的物化。”（page 23）

整个逻辑可以在《荷马史诗》中找到相应的隐喻。作者对海妖塞壬的故事作了充分的解读，其中包含理性的恐惧与转变，自我持存是唯一的原则。

塞壬之歌的隐喻

“塞壬的诱饵，就是人们对过去的迷恋。”是过去的自然状态下的自我对于支配的反抗。

“海妖们知道‘这丰腴的大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奥德修斯亲身经历的一切。海妖们也知道‘在特洛伊的土地上，阿耳戈斯的孩子们和特洛伊人在众神的意志面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正如歌声中所唱的那样，她们用对快乐的充满诱惑的诺言直接唤起对似水流年的回忆，她们唾骂父权制，因为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只能回到一板一眼的时间尺度中去。”

“谁要是落入这个圈套，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相反，只有靠精神永生再现的力量，人们才能得到拜托自然的生存方式。”这恰恰是理性对于似水流年的缅怀的恐吓。

英雄的磨难的隐喻

“受到诱惑的英雄在磨难中走向成熟”英雄磨难是启蒙的过程，是摈弃对于过去——自然非理性状态的迷恋。

“人们必须依循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自我加以把握，而丧失自我的诱惑却又总是盲目而又坚定地介入和维持着各种把握。”理性不许任何诱惑迷失自我，它极端强调自我的把握（自我持存）。

“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奥德修斯的权利与支配：

“三分图式的目的，就是要把现实从过去的权利中解脱出来（启蒙）……并且在安排现实的过程中把它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知识。强制就是要挽救已逝的过去，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用作进步的材料。”奥德修斯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支配力量。

艺术与再现：海妖的歌声最终沦为艺术品的消费

“在艺术里，历史被看做是过去生活的现实再现。一但艺术放弃认识，继而与实践分离开来，那么社会实践就像默认愉悦一样默认了艺术。”因为奥德修斯尽管听着海妖的歌声，缅怀着往昔，但是这种歌声对他没有任何实质的伤害。他只是出席了一场“有节制的自我放纵”的音乐会一样，他信奉中庸的原则。

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细节的隐喻：

（1）用蜡塞住水手的耳朵：“划桨的水手们必须强壮有力，必须集中精神勇往直前，不得左顾右盼。他们也必须顽强不懈，内心坦荡，努力前行，从而竭力避开诱惑。”

——被统治者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2）奥德修斯的选择：将自己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

——资产阶级在自身权利膨胀的时候，却要坚决否定自己的享乐一样。他采取了一种有节制的放纵。

（3）塞壬的歌声：丧失了诱惑的作用，变成了一场音乐会，变成了收到控制的享乐，对往昔有节制的缅怀。

（4）奥德修斯的统治与强迫：水手们被堵塞了感官的愉悦，被迫进行劳作。

奥德修斯的故事在社会层面的隐喻，标志着启蒙由进步变为倒退。对于劳动者：“被免去工作就意味着能力的丧失。”劳动者面临强制的劳动，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奴役。对统治者而言，“统治者尽心体验着他们可以不为之牵肠挂肚的生活，他么把自己当做社会的基础，只想着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统治者与奴隶的地位正好相反。正如奴隶主与奴隶一样，“相似的历史循环过程正通过上述这种弱电，对这种权利等价物做出解释。人类的技艺和知识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产生了区别，然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人类又被迫返回到了更原始的阶段。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这正如划桨的战士们对于歌声愉悦全然不知一样。

于是，“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理智作用的同一性，即控制感觉，将思想限制在组织管理的范围内，所有的限制性权利都由大人物来掌握（支配）。“社会的过度成熟，靠的就是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思想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导致了各自的残缺不全。”“精神实际上变成了统治与自我统治的机器。”每个人都卷入了，并拥护者理性化的劳作方式。

“今天，大众的退步表现为他们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摸那些难及之物，这就是祛除一切已被征服了的神话形式的新的欺骗形式。”劳动者在包含着一切关系和感情的控制之中，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却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运。”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这样灰暗，思想的确被统治控制着，但“思想不是一个主人随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奴隶。”而“……统治自身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它必然会对自身形成限制。”“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明显的不公。”（p 30）这样的说法无疑为未来迎来了一抹亮色。

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出，这样一抹微弱的亮色，也会在统治者的独裁中失去。“那些曾经主宰者企业家行为和客观市场规律消失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相反，独裁者所作出的是明智决策，决定了古老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其结果和盲目的价格机制比较起来更加具有强制性的力量。”（p 30）

统治者制造了一大批失业大军，这样，“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他们已经被彻底贬低为管理的对象，预先素在了包括语言和感觉在内的现代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p 31）接着是一种马克思式的讲法，就不做梳理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轻率的举动，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的支配并无二致。它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同时，将资本主义的全部遗产继承下来，将唯心主义绝对地贬低，实际上是将必然性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必然王国，社会主义是自由王国，（或者可能相反？），它们都无法让每个个体面临异化的命运。

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启蒙来实现自我的扬弃？培根的知识论的乌托邦其实包含着奴役的本性。培根曾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启蒙在为现实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彻头彻尾的欺骗。”（p 34）